汶川地震的发生，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是一场罕见的灾难，而我们祖先文化所包涵的辩证思维与智慧中，就有一种坏事也可能有好的一面的信仰。在这场巨大灾难的悲痛之余，让我们略感庆幸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文化信心空前高昂。

 

正如中科院院士王越所说，在伦理道德上，中华文化信仰人性本善的理念。这种信仰在这次地震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印证。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高度团结、不畏艰险的精神，发奋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性本善的一种体现，在地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届院士大会上，另有几位院士也谈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与科学的关联，以及在未来的传承。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和自己的学科紧密结合起来。

 

从事材料研究的中科院院士柯俊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概括为“陶冶文明”。他认为，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有着三个特点的国家——疆域广大的国土、最众多的人口、高度的文明，从我们五千年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发展看，这种特点和我国“陶冶”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使用黄铜，发展到制作黑陶，进而开始冶炼生铁。柯俊说，“生铁是我国了不起的技术创新，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做到以摄氏1150度的低温冶炼生铁，中华民族却做到了。”于是，生铁技术推动了整个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保证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到了汉代，一个家庭就达到了七口人的水平。有了多余的农业人口，就可以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到文化的发展中来，从而造就了高度的文明。柯俊说：“‘陶’‘冶’两字本来是生产词汇，在我们民族语汇中，很早就被引申为文化用语，这就是我们的‘陶冶文明’。”这种文明应该说代表了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卓越贡献。

 

在进一步谈到文化与科学的关联时，王越说，我国科学家作出的很多丰功伟绩，究其原因，大多同优秀文化的熏陶与培养是分不开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科技界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从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能够非常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地看到事物的关键所在。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局面相当复杂，国防上的压力也相当沉重。在这种复杂局面面前，毛泽东提出“两弹一星”是关键，其结果证实了他的分析，“两弹一星”成功后，国家所面临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弹一星”精神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科学家卓越精神的典范。在谈到如何把科学前辈留下的精神与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时，中科院院士刘永坦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目前有些部门不太相信我们自己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才，对有些高科技产品，先是千方百计去购买，而实践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成功研发的，而且并不比别人的差。刘永坦说：“我觉得这是体制上的问题，腰弯下去以后，好像还没能直起来。我感到，管理者特别是手上拿着很多钱的人，更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应该更好地鼓励我们自己科技创新的精神。”

 

创新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要敢于冒风险的，王越说，前年美国有些科学家批评布什政府过多注意短期看起来风险小的事情，使美国的发展承担长远的最大的风险。这样的批评很值得我们思考。创新文化要求我们不畏艰险，敢于承担失败的风险，这是创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如果说陶冶文化造就了中国高度的文明，那么当前在国家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时，中华文化中另一种优秀的精神，对整个世界文化将有不凡的贡献，这就是和平发展的思维。王越说，和平发展，从古到今，都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思维，它与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傲慢的精神完全不同，它更符合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根本原则。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的思维，是一种在发展中对根本路线的创新，“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在世界上来贯彻。当然从目前来看，这是一条相当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