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重新修改了教师师德规范条例，明确规定在重大灾难发生时，教师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学生。

 

任何一个人，在重大灾难发生的危急关头，都可能成为不顾一切的逃离者。由此，我们应该更深一层次地想到：仅靠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约束，很难对重大灾难发生一瞬间的教师产生强大约束力，所以得有写在纸上的“公约”。这种契约使教师成为责任人，而不是一般的自然人。

 

在地震发生时，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有条不紊地组织师生撤离到操场，这得益于每学期一次的紧急疏散演习。经过这种制度化的演练，在地震发生时，学生如何撤出，教师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师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等，都做得比较到位，师生安全由此得到保障。

 

当然，在此前提下，如果再能把校舍建成最安全的建筑，那就更提升了安全保障的水平。所以，在新的师德建设标准出台之后，还要有新的校舍建设标准出台，并通过相关阳光法案使校园建设置于公共监督之下，使每间校舍都有公开的建筑设计者、建设者、监理者、主管官员等，并有相应的、合法的问责规定，用制度保证每一个建设环节都不出问题，都体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笔者注意到，道德决定论者往往希望仅仅通过个人的牺牲来成就精神的崇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陷入了象征即价值的表象追求，而没有追问对生命关怀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实现的理性方式。由此形成的后果是，道德决定论者常常是制度建设的懒惰者，他们不知道，尽管瞬间的道德表现也与平时的精神修炼相关联，但还是不能仅仅靠这种瞬间的表现，而必须要有更有力的制度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范美忠事件的另面意义，通过新闻的报道实现了：无论是通过博客再到纸质媒体，还是通过电视辩论到网络辩论，都使我们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人。作为灾区受难者之一，范美忠是幸运的；但作为教师，没有能更好地呵护学生，他的表现却令人遗憾。

 

但是，当一些人仅仅用道德的大棒，来迎头痛击他时，公众又会站到同情范美忠的立场做换位思考。从这个角度上讲，范美忠又成了一个“自我牺牲”者，他通过展示自己特殊时刻的瞬间表现，唤起了公众的思考，也由此促成了相关制度的改进。

 

“范跑跑”事件引起无数人转身思考自己的人性弱点，思考相关制度与规章的缺陷，并使之有了良性改进。这实际上是“范跑跑”事件的独特价值，也是它的积极意义。

 

吴祚来(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