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命这个话题，我们本不希望以如此沉痛的心情提及，但是2008年的高校却让我们无法忽视那一个个精彩生命的逝去。生命，对今天的大学生群体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怎样的心魔，让他们愿意抛弃一切而丝毫不觉自惜？在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之下，高校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尽管各种措施逐步推出，但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究竟如何解救站在危机边缘的大学生？

 

 

2008年4月5日上午，中山大学北校区第一宿舍楼，一位34岁的女博士生从7楼一跃而下，调查人员在这个楼层的一间宿舍门口发现了一块留言板，上面写着：“在这个特别的假期，其他人都回家祭祖，我在这里祭奠我自己，活着的人就是等死，死了就是解脱。”

 

留言没有署名。

 

9月30日，南京某大学一女生在家中跳楼自杀。

 

10月9日凌晨，南京某高校浦口校区，一名研究生从宿舍楼跳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0月11日，南京市江宁区某高校一女生自杀身亡，此前一个月前，该校已有一名男生上吊自杀。

 

11月14日晚，北京某著名高校第六教学楼，该校一位06级本科女生躺在冰冷的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原因也是坠楼。她的博客首页签名只有一个英文单词——“DIE”（死亡），在她的日志里，有着很多她的内心独白。其中有一篇写道：“一直在打架，朋友、同学、老师、（辅）导员，别怪我。我的脾气怎么那么差。想自杀……”

 

25天后，同样是该大学，又有一名男生从26号宿舍楼坠落。

 

大学生自杀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今年连续不断的自杀事件仍不免让人注目。重庆市近期的一份抽样调查表明，该市大学生中，自杀未遂发生率为1.7%，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3%。而据近年来各大学为大一新生建立的心理档案显示，有18%～25%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程春明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该校端升楼201教室，作着上课的准备，此时教室里已经有19位同学入座。距离正式上课还有几分钟，一位年轻人突然手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砍向毫无防备的程春明。这位年轻人掏出手机报警自首时还不忘“安慰”在场的同学：“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是要杀这个老师，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这个名叫付成励的年轻人是中国政法大学2005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他用一把菜刀结束了一位老师的生命和自己的青春，留下来的是程春明年轻的妻子、还未出生的孩子、77岁的老父亲，还有无尽的悲痛与哀伤。

 

从轻生到杀人，生命，对这个经历了完整教育系统一直到顶端的大学生群体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怎样的心魔，让他们愿意抛弃一切而丝毫不觉自惜？

 

 

“青壮年时期是各类精神疾病高发的年龄阶段，如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等，大学生正是处于这个年龄阶段。”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张艳萍说：“其实像自杀这样心理障碍导致的极端事件，大学生群体相比同年龄段的其他群体，发生几率并不突出，比较其他年龄段是低的。”

 

据张艳萍介绍，大学阶段是人走出家庭之后、进入社会之前的转型时期，大学生要学会自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学习压力、就业压力、人际交往、情感问题等等。

 

目前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更高，生长环境更为单一，迫于升学的压力，家长和学校也对孩子的学业更为关注，而相对忽视了其他素质的培养。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孩子自身成长的心理准备还未成熟，这就促使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产生心理障碍，导致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增加。

 

“以前很多人都来自多子女家庭，社会环境比较单一，学业负担也相对较轻，家长因为工作关系对孩子的关注程度也相对较低。孩子在成长中与兄弟姐妹、朋辈玩耍，互相之间学习人际交往能力、处理矛盾能力反而更充分。”张艳萍说：“现在独生子女多了，孩子除了学习也无非是上网、看电视、打游戏，与家庭、家庭以外的人接触少了，与人交往的能力自然也就难以自小养成。”

 

据张艳萍介绍，来自社区中普通居民自杀未遂人群的调查显示，有37%的人在经历了人际间的矛盾冲突后，从出现自杀想法到采取自杀的行为之间仅仅用了5分钟时间，这说明自杀人群中有一部分属于冲动型自杀。在大学生这样一个年轻人组成的群体中，初生牛犊不怕虎，遇事不理智，容易出现冲动行为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特点，他们在遇到一些现实中的问题后，采取冲动行为也未可知。

 

不仅是社会对孩子教育方面做法有了偏差，其他社会不合理现象也间接影响到了孩子的成长。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辛自强带领的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下滑，例如，从1992年到2005年，青少年的焦虑得分增加了约8%；从1989年到2005年，抑郁得分增加了约7%；从1992年到2005年，敌对心理得分增加了近8%。另一方面，那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自尊水平，从1997年到2007年青少年自尊得分下降了11%。

 

课题组结合统计结果分析认为，心理健康水平的下滑与社会变迁有关，至少可以由历年的负面社会指标（如离婚率、犯罪率、失业率、基尼系数等）的变化加以预测。

 

 

今年，某高校机电工程学院大三学生小王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班级心理保健委员，经过几次总计几个小时的相关培训后，他的工作是关注身边47位同学的情绪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诸如逃课等的异常行为变化。

 

小王既通过与同学交流来进行初步开导，也每月定期汇总自己掌握的信息，并上报到学校心理辅导机构，由心理辅导老师在先期判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同学进行重点辅导。

 

在大学校园频繁出现极端事件之下，从政府管理部门到各高校，都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非常重视。

 

2003年12月，针对当时个别高校接连发生学生由于心理异常等原因致伤或致死他人的严重事件，教育部曾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为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和有关高校的经验，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004年教育部社政司提出从当年起部属高校入学新生要进行心理健康测评。

 

2007年5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转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其中谈到：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珍爱生命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教育水平，坚持健康第一。

 

今年3月11日，教育部举办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题研讨班，教育部直属高校主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校领导以及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专题研讨。4月9～10日，教育部又在武汉大学举办了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论坛。

 

各高校通过建立新生心理档案、建立校级心理辅导中心并向学生开放、开展心理健康讲座等各种形式，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和教育的工作。有的学校构建学校、学院、辅导员、学生干部、学生个体组成的五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体系，有的学校在学生中间设立心理委员，有的学校设立“情感导师”为学生恋爱“护航”等等。

 

在这次心理健康教育“运动”中，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已成为高校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大学生的极端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家长追究责任与社会舆论的双重考问加注到高校所扮演的“保姆”角色上所产生的压力，让高校一旦碰到此类事件便讳莫如深。

 

 

“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主要还是近几年才热起来的。”张艳萍说：“目前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科学。”

 

在张艳萍看来，一个人心理有了障碍乃至疾病，出现了极端的后果，首先还是个人的问题。大学生出现极端事件，家长和社会认为学校就该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这是不妥当的。心理疾病也是一种疾病，对待疾病，既要有科学的办法，更要有科学的态度。

 

“心理疾病越早发现，治疗和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和躯体疾病是共通的。”张艳萍说：“极端事件有时是突发的，越是突发的事件干预的机会越少，不仅要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更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在孩子的健康心理养成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心理宣教应该越早越好。”

 

张艳萍讲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初中生，有段时间成绩大幅度下滑、不爱说话、拒绝上学……家长非常不理解，责怪这名学生，认为是思想品德问题，由于家长态度还比较开明，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出有轻度抑郁症。经过反复考虑，孩子自己决定住院治疗。起初家长还有些不愿意接受，但孩子坚持住院治疗，最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就是一种严肃对待心理疾患的态度，但是现在我们对心理疾患还是认识得不够充分：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有问题也不愿意就医。”张艳萍说：“这首先是一个大的社会氛围影响，有了心理疾患就仿佛低人一等，而且往往就会受到来自社会的歧视。”

 

在5月6日本周刊的报道《心理辅导室缘何难以解开同学的心结》中显示，接受采访的高校学生不少都对学校的心理辅导机构并不热心，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机构的真正用途。值得注意的是，4月5日中山大学博士生自杀的宿舍楼，该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就设在此处。

 

“心理危机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人文关怀的浓厚环境，好的氛围要大家共同来创造，同学有了情绪的变化要及时关心、及时疏导，而不能漠视不管。这比学校统一管理、专人负责更有效，更能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张艳萍说：“每个人对身体健康极为重视，如果大家像重视躯体疾病那样对待精神心理问题，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从师范院校的学生开始学习有关心理方面的知识，毕业后从事老师的职业，就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在开展工作中有了专业的思路就好了。另外每个个体的思维都是独特的，我们首先要理解他、继而帮助他，而不是对他的行为和思想作出评判，要求他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这很容易让他们产生逆反心理。”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合理的体系还未构建，由相对混乱带来的各种压力也传递到大学生群体中。”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尤小立说：“而且这种转型是理想主义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曾经的高尚道德教育培养的价值观被打破，基本的公民道德还未建立，在这个真空时期，大学生价值观混乱带来的彷徨无措，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进而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

 

在尤小立看来，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的缺失，也是大学生群体极端事件不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以前推行的高尚教育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目前随着商品社会的来临，原有高尚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人应该首先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再做一个好人，进而再做一个高尚的人。”尤小立说。

 

尤小立认为，在社会上，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作为一个大写的普通人生存？这样的基本道德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中很少涉及：“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学生没有基本的行为规范和人生观、价值观，更容易在社会的各种不公平和压力面前作出极端的选择。”

 

尤小立说，此外，现在的大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是成年人，但他们还未真正长大，由家庭和学校“全权负责”的。自幼儿园就开始的应试教育，使得他们到了大学，一旦拥有了“自由”，反而无所适从。

 

而迫于各种压力，大学也不得不将家长式的“保姆”角色或多或少地扮演下去，通过行政、思想的各种干预来“管制”学生，预防各种极端事件的发生。

 

“学生总是要长大的，要自主地面对社会，不如在学校里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治，在自主管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中培养责任心，确立基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这样大学生才能更理性地面对各种问题和矛盾，真正地、尽快地成长起来。”尤小立说。

 

《科学时报》 (2008-12-23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