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10月11日，南京高校3名大学生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今年10月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占18.9%。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腾讯网教育频道，对708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9.3%的大学生有过极度心理体验，比如极度失望、极度愤怒、极度孤独等，但仅有8%的大学生寻求过帮助。同时，55.1%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生命教育。

 

自杀是危机事件，目睹自杀现场的人同样会受到心灵创伤。受伤的心灵怎样修复？危机发生时，谁能伸出挽救的手？近日，记者走访了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重点高校，试图揭开自杀危机背后，生命教育的神秘面纱。

 

 

“听到有人自杀和在现场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某高校一名大四学生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女生坠楼，“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都非常压抑。”

 

2007年5月14日凌晨，北京某高校一名女生从34号学生宿舍楼7层坠下身亡。有住在该楼的女生回忆，那天晚上根本不敢一个人回宿舍，现场周围的自行车过了好多天都没人骑走。

 

危机事件发生后第二天，该校心理协会召集20多名现场目击者进行“悲伤辅导”。同学们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人从高空坠落的惨象：粉身碎骨，遍地鲜血”。“有很多怪异的想法，特别容易想起恐怖片中的情节，幻想出鬼魂游荡的样子”。

 

“互相交流，反而能消除恐惧心理。”心理协会的负责同学说，“悲伤辅导”首先是主持人引导大家讨论，再告知大家真实情况。

 

谈开以后，他们又做了心理游戏叫“洞口余生”：同学们围坐一圈，在靠门的位置留下一个空位作为“洞口”。游戏模拟的情景是在一个即将倒塌的山洞里，有一群登山队员。逃生的洞口每次只能出去一个人，每个人都想早出去，越到后面越危险。大家依次陈述自己出去的理由，然后一起表决第一个出洞的人，剩下的人再讨论决定下一个出洞的人。

 

经过对自杀事件原因分析、感情分享和游戏体验，同学们的情绪得到了舒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选择自杀肯定是有难以承受的痛苦”、“自杀的代价是生命的结束和亲人的痛苦”、“自己对生命有权利做出选择，但是不能只想自己，要考虑生命中每一个人的利益”。

 

“与自杀者越熟悉，危机之后的心理创伤越难以平复，对于不同的人群，要采用不同的辅导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胡邓说。

 

2007年5月16日，北京某高校一名博士生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该校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迅速赶到现场。当天下午，心理咨询室对其同班20余名同学进行了“悲伤辅导”。

 

“团体辅导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进行分类。普通同学继续团体辅导；七八个和死者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到另外一间咨询室进行小组辅导；和她同宿舍的同学则做个案辅导。”该负责人介绍，个案辅导持续了两个月，每个星期安排一次咨询。

 

北京协和医院博士生王昊天说，团体辅导主要是让大家获得团体支持的力量，在共同讨论中发现有道理的和有帮助的东西。小组辅导的针对性要强一些。个案辅导通常是“一对一”的，由心理咨询师直接提供心理疏导。

 

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刘丹认为，危机事件发生后，不仅要对学生进行“悲伤辅导”，处理事件的老师、辅导员也要接受心理辅导，只有老师心理健康了，才能帮助学生走出阴霾。

 

事实上，学生自杀之后，辅导员要一次次上报材料给学院、学校，每上报一次都要重新面对一次死亡的事实，每一次都是对心理承受力的考验，有辅导员因此而离职。

 

“一旦有危机事件，辅导员压力特别大，会对自己产生很大的怀疑。”清华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辅导员说，班里曾经有个学生因为抑郁症离校出走，出事之后，他也去了心理咨询中心，“虽然咨询师说的我都懂，但是有个人说说，提提建议，可以缓解很多压力。”

 

 

“请问你觉得从6楼跳下去会死吗？”200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北京某高校学生心理互助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异常冷静、镇定。

 

“当时非常紧张，我尽量保持声音不颤抖。”当时接线的博士生参加“接线”一年多了，根据他的经验，打电话来如果情绪比较激动的话危机还不是很严重，这样镇静的来电者却是最危险的。

 

不到一分钟，电话挂断。情况紧急，通知完心理咨询中心所有在北京的老师后，这名博士生调动了一些接线员，两人一组骑着自行车分头寻找电话的位置。

 

唯一的有效信息就是来电的号码，这是个公用电话，只能用人力搜索的方法，“一边用手机拨打来电号码，一边听周围有没有电话响。”后来他们锁定了电话所在的宿舍楼，联系了相关院系的辅导员，最终找到了那个打电话的学生。

 

中国农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副主任宋京晶告诉记者，心理危机干预的最佳时间，原则上是在事件发生的24小时内，最迟不超过72小时。

 

据了解，目前北京各高校普遍建立了“班级——院系——学校”三级危机干预预警机制。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有大规模的心理普查，心理咨询中心根据评估结果约谈学生，做初步的危机心理甄别，对有严重心理障碍或者精神疾病的学生进行转介。

 

大部分高校的心理普查是采用大学生人格问卷，通过探查学生的苦恼、焦虑、矛盾等症状，了解学生对自己身心健康状态的评价和咨询要求。

 

“‘常常失眠’、‘想轻生’、‘对任何事都没兴趣’，这是问题人群的几个特征。” 人大商学院某班级心理委员胡晶晶说，“心理普查发现了症状表现明显的学生后，心理咨询中心会组织约谈，确认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后，还会建议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同时反馈到各院系，我们心理委员平时会特别关注他们。”

 

“2007年人大共发生33起心理危机事件，2万多人的学校，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很低的，这得益于平时的预防和干预体系。平均计算，人大每周有0.92次危机干预。”胡邓说。

 

据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刘海骅介绍，2007年，北大各院系常规排查危机上报131人次，危机临时汇报25人次。

 

宋京晶告诉记者，农大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按严重程度分成了红、橙、黄、蓝、绿5个级别。对于红色预警，需紧急启动心理危机干预，对当事学生实行24小时有效监护，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对自杀未遂和存在明显伤害他人企图的学生，由学院派专人陪同马上送到专业精神卫生机构进行专业救治。而对橙色和黄色预警，同样需立即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对当事学生实行有效监护，确保学生生命安全。蓝、绿2级危机事件，只需报学生工作部，及时对当事学生的心理危机开展预防工作。

 

 

“你为什么要死？”“想好怎么死了吗？”“你死了爸爸妈妈怎么办？”某高校心理热线接线员说，在接到暗示自杀的电话时，接线员通常会问这三个问题，识别危机的等级，为干预争取时间和提供重要信息。如果来电者3个问题都回答得井井有条，危机就很严重了。

 

“只要能及时发现自杀行为的前期征兆，并进行有效干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胡卫平说，80%的自杀者在自杀前都会有一些征兆，如突然与亲人、朋友告别，找出自己很早以前的错事，向同学道歉，将自己珍贵的东西送人等，行为上有安排后事的迹象。

 

农大某学院学生会心理部部长高英男告诉记者，他平时会特别注意同学的情绪、举动变化，比如某个同学几天不出门、不上课、突然易怒易哭等，他就会主动和他谈心，再向他周围的同学了解情况。每个月他都向学院老师上报心理危机排查情况，学院再上报给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中心约谈之后，再把结果反馈回来。

 

“学校规定辅导员每个学期至少和每个学生谈两次话，总时长不少于两个小时。”据清华大学某学生辅导员介绍，他们上岗之前会有包括学生心理教育方面的培训，讲授危机识别和干预的方法。

 

他还给班里的每个学生都建立了成长档案，对贫困学生和成绩稍差的学生特别关注，“真正有问题的学生防御心很强，不会主动谈起自己的心理感受，只能靠辅导员或者周围同学的细心观察。”

 

“心理健康教育的选修课是最火爆的，根本选不上！”今年北京市某高校网上选课系统开通的第一天，统计学院学生鲍金辉上午打开网页，没想到“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就显示名额已满。他很好奇去旁听，教室里200个座位竟然全坐满了，他和二十几个慕名而来的同学站着听完了两堂课。

 

宋京晶说，高校第一课堂的主动性和预防性，是任何一种教育方式都无法取代的。加强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可以促进心理健康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学生自我意识的教育。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大学生生命教育实际上已经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之中。

 

“一个正在事业上升时期的银行家蒙冤入狱，他将如何解救自己？怯懦囚禁人的灵魂，希望重燃身的自由。”人大心宇社曾经组织过很多经典影片的解读讲座，《肖申克的救赎》也是其中之一。心宇社的社长孔淇说，单纯预防自杀的活动太生硬，效果也不好，他们就请专家解读经典影片，把生命教育的内容渗透在讲座里。人大平均每天有3场讲座，“竞争”激烈，心宇社的“影片解读”却保持了场场满员的上座率。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调查显示，45.7%的大学生认为目前高校生命教育缺失；44.7%大学生认为团学组织的活动不能满足学生心理需求。

 

胡卫平认为，虽然很多高校都建立了三级或者四级(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心理危机预警机制，但是监控机制并不是很严格，对问题学生的监控并不到位，这都是导致危机事件高发的客观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对生命教育缺乏应有的重视。”胡卫平说，小学、中学只关注“升学”、“高考”，生命教育的不到位导致了大学生没有对生命的思索，不知道生命对自身、对家人朋友、对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大学生面临着多元的价值观冲击，享乐之风、虚无主义、速食面爱情等让一部分大学生感到困惑，再加上社会竞争加剧和就业困难，现代教育越来越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关怀。现在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父母的极度爱护下成长，基本上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一旦遇到困难，很容易迷茫、焦虑，不能自我调节，一些人最终选择自杀逃避现实。

 

“包括生命教育在内的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要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增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色彩。”胡卫平告诉记者，现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要是学生处在做，他建议把高校共青团工作纳入危机事件的预防和干预体系中，“体验式活动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树立珍爱生命的意识，锻炼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心态。”

 

刘海骅告诉记者，目前生命教育的困难之处在于，北大各种各样的活动比较多，课堂上大家都能介入心理健康教育，在课下大家的参与性就不够，真正问题严重的、需要帮助的人不一定能够参与进来。另外，整个北京市高校专职心理教师力量不足，比例为1∶4000，而发达国家是1∶1000。

 

除了专业人士欠缺，胡邓认为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投入也不够。“生命教育需要做体验式、互动式的教学，很多学校的设施还比较欠缺。而且心理咨询中心和学生处‘混居’，会让学生感觉这里有‘官气’。”他认为，应该把心理咨询和学生活动结合起来，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还应该建立生命教育工作坊等专业化平台服务于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