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出台改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评价制度。在12月3日召开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上，与会的100多名专家收到一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据介绍，《意见》明确了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总体目标：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评价要旗帜鲜明地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质量导向。

 

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质量导向，这毫无疑问十分正确，就是在盛行数量指标考核体系的背景下，也没有高校、学术研究机构说自己不坚持质量导向。问题是，怎样落实质量导向？在笔者看来，当前影响学术质量的是学术行政化，而《意见》的“出台方”是教育部有关部门，这样的《意见》，能不带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吗？因此，如果真要旗帜鲜明地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质量导向，那么，需要从制定评价制度开始，就抓住影响当前学术质量不高的要害：政府管理部门退出学术评价体系。

 

就目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采用的“质量导向”办法来看，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在评价学术论文时，不单看论文篇数，而要看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或者说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目前主要看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是一般期刊，还是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源期刊等等；二是在评价学术课题时，不单看课题的经费数（文科课题经费远低于理工科课题），而要看课题的来源，是来自企业、非政府组织的横向课题，还是来自国家人文社科基金、政府部门设立的纵向课题。

 

以上两种方式，表面上突出了学术的质量，但其“质量标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学术标准”，而是由学校行政管理机构主导制订的行政评价标准。

 

其一，按照以上质量导向，期刊的档次、级别决定论文的质量、学术贡献，在档次、级别越高的杂志发表的论文质量越高。这一质量标准，评价的不是论文本身的质量，而是论文所发表期刊的档次。而目前国内期刊论文的档次，又很大程度取决于期刊主办机构的地位，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受版面费泛滥以及权力寻租的影响，论文质量往往不是决定发表与否的首要因素。在这种“质量标准”影响下，不少“学者”花在努力进行论文发表公关、争取自己的论文能发在档次高的期刊上的精力，远比撰写论文本身的精力多。而这种努力的结果，比自己撰写一篇高水平论文却发表在一般期刊上有用得多。

 

其二，课题的来源决定课题的质量、重要意义，国家课题基金、政府部门的纵向课题质量高于横向课题，这一质量标准，评价的是课题的设立方，而不是课题研究者本身所作出的研究成果，这不但突出了国家课题、上级政府部门课题的重要性、权威性，而且，异化了课题设立的目的，把申请课题当做比作出研究成果更重要的事。在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某个教授、研究员申请成功一项国家重大课题，尚没有开展研究，就被塑造为学术明星，至于能不能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倒成了极为次要的事，国家的课题经费往往用于支付买论文发表版面和书籍出版书号，直接制造垃圾学术论文和垃圾学术图书。这还仅仅是这一质量标准所产生的重投入不重产出的荒谬学术局面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申请国家课题的学者即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无法达到这一质量标准的要求，往往难以在学校、学术研究机构里通过考核，获得好评。这也成为政府部门成功管理学者们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手段，一些“不听话”的研究者，必须听话地开展研究，否则，拿不到相关课题，连生存都可能有问题，更谈何学术研究自主权。对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来说，这是十分致命的。

 

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来评价学术，必然导致学术行政化，在这种环境下的质量导向，不过是对过去数量指标考核体系的指标微调，从论文篇数调整为论文发表期刊档次、影响因子、引用率；从课题的经费数调整为来源情况加经费数，实行的其实还是数据管理，导出的不可能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围绕学术概念的各种权力寻租。因此，要坚持学术评价的质量导向，首先必须改变学术行政化的环境，实行学术本位管理，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身。

 

《科学时报》 (2008-12-16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