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在上课。 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1999年10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蒙晓燕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正在招募志愿者。是参加工作，还是“牺牲”一年的时间到贫困山区当老师？这让蒙晓燕有些犹豫。考虑再三，她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报名参加了支教团，来到了大别山腹地。
当时的她并不知道，她所参加的这次活动在日后会改变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许多人的命运。而如今，这项活动已经走过了整整10个年头。
“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为了充分发挥高校人才优势，进一步提高支教扶贫的服务水平，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在1999年联合发起了研究生支教团活动。这项活动每年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招募一定数量的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具备一定扶贫支教能力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10年来，支教团从第一届时22所学校、101人参加，发展到第十届时78所学校619人参加。截至今年，共有来自83所高校的3520名志愿者，到中西部20个省7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近300所中小学开展了支教志愿服务。
如今已经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辅导员的潘金，在2005年时，曾经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的一所学校支教一年时间。当问到他当初去支教的原因时，潘金觉得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交大学生会的主席每年都会报名的，这是传统。”当时身为学生会主席的潘金说，在这件事上，大家都会很自然地选择报名参加。“我的上届、我的下届、下下届，都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我们不想断了这么好的‘传统’。”
这件在潘金看来很“自然”的事情，对于各所学校来说，却面临着一个如何把好关的问题。
“在几千名学生中，只能选择最优秀的几名学生，如何把住选拔的关口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大连理工大学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者工作部部长张涛说，每次选拔，学校都会按照相关规定，安排十七八名专家严格把关，这些人基本都是学校各部门的一把手。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热情让他感动。
“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在院系选拔阶段的竞争便已经非常激烈。”张涛介绍说，在综合素质的考试中，经常会出现一两分便能决定一个学生能否被推荐的“惨烈”局面。
“学生对支教团的工作非常认同，同时又非常理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张涛说。
“支教团是一座桥梁”
刚刚参加支教的时候，潘金情绪很激动。“那时充满热情，抱着要改变当地教育状况和观念的想法，甚至把自己的想法有些神圣化，迫不及待要展开工作。”而等深入之后，潘金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有些不切实际。
事实上，那段时间，潘金的心理上是有“落差”的。“我们一去时饱含热情，但当地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我们在那儿就是普通一员，甚至一开始，学校还对我们持有一些怀疑的态度，那段时间其实是挺难熬的。”他说。
然而经过了一年的支教，现在的潘金对于支教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对于教学来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一年的支教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当地的教育带来什么变化，但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带过去了一些新鲜的观念，我们的到来直接就能对当地的孩子产生这样的影响：这是外面的世界过来的。这种启发的意义更大一些。”潘金说。
在今年的支教报名进行的时候，一名学生找到了张涛，表示要参加今年的支教活动，这名学生的情况并不是很让人满意，但他坚决的态度却引起了张涛的好奇，特别是他声称自己是“受李洋老师的影响”。细问之下才知道，李洋竟然只是大连理工大学2004~2005年的一位支教学生，而这名找到张涛的学生正是受到李洋支教的影响，才下决心要考出大山，并最终如愿考取了大连理工大学。
“就知识本身来讲，这些研究生支教团的学生并不太可能给学生传授一些特别高深的知识，但他们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力量，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别敦荣说。
别敦荣认为，在一般的偏远山区，老师们的学历大多是本专科层次的，然而，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大多都是研究生，或已经获得研究生资格，相对于知识的传授，这方面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他们的到来本身，便给那些学生带来了更大希望，激起他们更多的梦想。”
研究生支教团的行为在启迪着山里的孩子的同时，也在启迪着山外面高校里的师生们。张涛坦言，研究生支教团对学校的志愿者工作促进特别大。“每次支教回来后，我都会安排他们给青年志愿者协会会员作报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些学生很多生长在大城市，并不了解西部的情况，通过支教团这样一个桥梁，让西部的孩子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也让高校中的学生们了解西部地区的贫困，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我们真的要学会珍惜”
大连理工大学的支教地区是青海省化隆县，这里海拔达到了2840米，而大连可能刚刚高过海平面，这样巨大的海拔落差对于习惯了平原气候的支教团成员身体是很大的考验。在第九届支教团，一些学生腹泻长达一两个月，但所有的学生都坚持下来了。
与气候的不适应相比，寂寞才是困扰每一个支教团成员最大的难题。
“得耐得住寂寞”，潘金说，志愿者一般都很孤单，因为他们远离生活多年的文化，很多沟通上的问题就都出现了。
支教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潘金最怕的便是过周末了。“周末学生们都回家了，周围也没有住宿的老师，而我所在的学校又处在风口附近，北风一直在吹，那种寂寞是很难想象的。”
作为负责支教工作的老师，张涛定期会给支教团的学生打电话。在电话里，有些男孩都会哭。“并不是他们软弱，是因为他们太孤单太想家了。”张涛说，经常只有一两个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同学间相距比较远，而在当地，很多人根本就不会说普通话。“在镇上的学生有的会接上网线，或者通过电话缓解寂寞，但这样的成本太高了。”
然而，这样的困难并没有难倒支教团的学生们，相反，在寂寞的日子里相互帮忙的经历，让同学之间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有的学生因此走到了一起，我曾参加过一些这样的学生的婚礼，‘相识于大连理工，相恋于青海湖畔’的婚礼辞让那场婚礼显得与众不同。”张涛说。
这样“孤独”的支教生活教会了学生们很多东西。“到那儿之后才发现，我们真的要学会珍惜。”潘金说。那里的艰苦条件并不是他原来能想象出来的，但即便如此，很多学生还是在很乐观地拼搏，他们很多早上5点就起床学习，但受条件所限，他们注定是考不出去的，但他们还是很刻苦，这让潘金很感动。“在我们教育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教育我们。”
“培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目前，在每届研究生支教团赶赴支教地区之前，都会安排一次为期一周左右的培训，而在潘金看来，这样的培训似乎“短了点”。
“毕竟我们是去当老师的，学生在教育方面要有一定的技能，而这种技能需要用一段时间来培养。”潘金说，虽然我们年轻，但下去后是以师者的身份去影响别人，“在支教地区，你就是榜样。而这样好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好的培训”。
对此，别敦荣表示，支教生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对农村所面临困难的理解是不够的，这就要求学生在下去之前要接受关于农村生活的教育，要使学生对所面临的困难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不单是一句决心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在学生下去支教后，在每一秒、每一分钟坚持的。很多的中小学校生活的艰苦程度，是不到下面去根本想象不出来的。”
“在教学上，支教生必须掌握满足支教地区学校教育教学需要的课堂组织技能，与学生的沟通技能，与其他老师协作交流的技能，包括与学生、家长沟通交流的技能等。这些都需要在下去之前有一定的积累，为此，培训内容和方式要有很强的针对性。”
“事实上，支教团的培训更应该相当于一种‘岗前培训’。它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支教生到达支教地区后，还需要一些老师的指导和相关部门的配合。”别敦荣说，研究生下去后的适应问题并不是单单几个培训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支教生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靠自己的悟性，也需要有人指导。从主管部门的角度，需要安排一些有水平的老师，对诸如怎样备课，怎样对待不同特点的学生进行教育等问题，给予支教生必要的帮助。
《科学时报》 (2008-11-25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