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多年执教经验的南开大学教授苏宜最初有点不敢相信，一门关于遥远太空的课程，会有这样切近的作用。
一名学生给苏老师写信说，听了您的“天文学概论”，我看到了浩瀚的宇宙，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该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走出了阴影。
听说此事后，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教授顾沛感慨地说，科学课程不仅培养人的科学观，而且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影响颇深。
近年来，大学生科学素养欠缺的问题一直受到高等教育工作者们的关注，社会上关于在高校开设科学课的呼声也不断。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科学教育在高校的开展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开一门科学素质课要“求爷爷告奶奶”
近日，在教育部高教司主办，南开大学、科学出版社承办的“科学素质教育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上，北大、清华等5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管理者，呼吁要正视解决公共课“重文轻理”的问题。
在这些大学的课程表上，无论综合大学还是专业院校，无论名牌大学还是普通院校，公共选修课姓“文”的多，姓“理”的少之又少。
研修班的通告，简单概括了这一现象：“近年来，不少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开设一些人文、艺术类课程，而是希望同时开设一批科学素质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比翼齐飞，做到两者的有机融合。但是，有关高校在组织理工科教师开授科学素质教育课程时却常常遇到困难。本次研修班希望在这方面交流经验，集思广益。”
“我最不愿意做校领导的工作，求爷爷告奶奶的。”提起开课的阻力，一名教师向同行诉苦。
有人接话：“领导的素质是关键。”
还有人提议：“我们大家是不是能够抱成一团，产生更大影响。”“真想有个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
“一般是校长重视什么，学校就重视什么。上面评估什么，我们就抓什么。”一名教师告诉记者。
有时，领导头脑一热支持了，师生也不见得领情。记者从多位教师那里听到了一个笑谈：有位大学校长到一所名牌大学考察，偶然接触到该校的“科学史”课程，赞不绝口。回校后，他要求将这门课程列为全校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当时学校并不具备这样的师资条件，只好派人到一个科学史教学研讨会上猛发招聘广告。
“我觉得这有点冲动。选修课要定期调整，但不能像到商场购物一样，随心所欲，想到哪儿是哪儿，学校要有理性的考虑，充分的论证。”一位年轻教师说，“无论如何，不能把外校的版本直接移植过来。”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杨卫图老师，这次特地来向南开大学教授李建珊讨教“世界科技文化史”的开课经验。“我们是理工科学校，学生注重自然科学知识，但缺少科技史背景。”他告诉记者，也许不久之后北京交通大学也将开课，学校已经意识到了这门课的重要性。
理工科教师开公选课吃力不讨好
谈起科学素质教育，许多老师口气里带着悲观，“边缘化”是他们常用的词。广西的一位大学教师说，科学课程得到重视的可能性太小了，有职称评定的因素，也有师资、领导理念的因素等。
“这是傻子才愿意干的事儿。”一位名校的学术带头人告诉记者。
他说，自己组织开了一门全校公共课，但在系里就得不到理解，因为“这是给全校开的，又占着系里的师资，还记着系里的工作量”，教师的课时费问题为此拖到现在也没得到很好解决。
顾沛当过9年的南开大学数学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他的公共课“数学文化”和专业课“抽象代数”，都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就是这位国家级教学名师，也坦言在组织专业教师开授通识课程时遭遇过困难。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大多数是人文或艺术类的课程。以科学素质教育为主体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数量不多，总体质量不高，仍然是困扰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发展的瓶颈。”
据顾沛教授分析，理工科专业教师开设科学素质类课程，不够了解又不够擅长，同时还要遭遇吃力不讨好的尴尬。
“数学老师讲‘数学分析’可能轻车熟路，但是要讲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非常困难。”顾沛说，主观方面的障碍是，理工科专业教师对于文化素质教育不够了解，“许多人仅仅听说过这个词，多半局限在‘知识’这一层面上”。另一方面，专业教师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不够擅长，即使是以本专业内容为基础开授此类课程，往往也会无所适从，困难很大。
而客观方面的障碍主要是，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对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不大。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一般是指在本专业教学和科研上的业务成长。而科研成绩往往通过发表论文来体现，常常被看作硬指标；教学成绩则通过教学效果和学生成才来体现，常常被看作软指标。多数人首先考虑在科研上的投入，然后才考虑在教学上的投入。对后者又首先考虑研究生教学，然后才考虑本科教学。因此，“教师往往把开授这类课程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不同的学校关于晋升有不同的细节标准，但极少有学校涉及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方面。所以，教师承担这类课程只是增加了一点儿‘教学工作量’，对提级晋升帮助不大。”在教师职称晋升时，除了考察教学的课时数和指导研究生的人数外，主要考察发表的论文篇数及杂志的等级，承担科研项目的多少及项目的等级，编写教材及出版专著的情况，获得奖励的数量及获奖的等级等。
顾沛说，与上述难处相比，更加值得注意的深层困难出在理念上。诸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工厂”、“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文化素质教育就是人文知识的教育”等看法，导致素质教育不受重视，而其中的科学素质教育更是被许多人无视。
此外，一些人将理工类型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视为“压缩”、“浅说”型的专业课程，“他们不了解文化素质教育实质上是‘精神’和‘素养’的教育”。
中学时代文理分科是个顽症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是中国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长期推动者。
他甚至说，1952年按照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造成了许多单科性大学。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高校合并，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融合。
“我曾经跟清华大学校长说，‘工科的脑袋是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周远清在南开大学的研修班上说。
他指出，文化素质教育起初颇有争议，逐渐成为共识。“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文化素质教育进行了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一开始大量进行了传统文化的讲座，学校开了很多文化素质课程，但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深入，还有很多学校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文化素质教育面临一个不断深化的问题。”他认为，南开大学科学素质教育的探索，就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
“中国的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脱离，是个顽症。”周远清说。
他特别指出：“中国可能到了要好好解决中学分科的问题了。”
“我们当年搞高考改革，‘三加综合’，就是为了打破文理分科。但有的省市为了抵制或者因为想不清楚，搞了一个文综、理综，不愿意解决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
“文理分科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么做。大学的校长、专家们几乎没有几个人赞成，但是它就这么长期下来了。由于文理分科，我们的文科学生上大学，要上点理工科的课程很难。”
周远清打比方说，在狭窄的单科大学中，“学机械的学生，在那种长期单科氛围的学校，就比学电子的学生脑袋要机械一些”。而社会上长期重理轻文，都愿意考理工科专业。这些顽症，造成国家很难产出高水平的人才。“学校缺乏综合氛围，不可能文理交叉，钱学森老批评我们，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我们多年来拿不到诺贝尔奖，如果就教育来说，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对历史、对音乐、对画画、对诗词都很有兴趣。”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这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功利色彩非常浓。“校长们说，我们到底培养人还是志气？人就变成螺丝钉，成了工具。”
至于其后果，王义遒举例说：“很多人不知道《水浒》、《西游记》是谁写的，因为是名著，就以为是鲁迅写的。”
周远清指出：“生活水平提高了，科学技术发展了，道德在下降，特别是我们学术道德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很多学科是人文跟科学相结合的领域，不能很好处理人文跟科学教育的融合，就很难处理好这些领域的发展。”
他强调：“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的融合，涉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让我们的教育回归到人文跟科学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多年以来，南开大学教授李建珊以“世界科技文化史”课程在各专业学生中广受欢迎，这门课已被列为该校文科生的必修课，这是全国的一个特例。这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课呢？我们的口号、目标叫做‘继承传统，瞄准哈佛’，南开大学从1925年就有科学史课，开课的老师是钱宝琮先生。”
钱宝琮是谁？——“陈省身先生的科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