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包括所有脑力劳动者）下海，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褒贬不一。但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似乎已经有了结论：知识分子下海多、下海早的地方，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30年来，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关村如果没有当初“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也不会成为现在中国高科技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二是越来越多的“海归”回国创业，他们没有国内高等院校中知识分子的优越条件，创业只许成功，否则血本无归，海归们带回最新的科技，回国后积极与国内市场对接，而长期在国内高等院校工作的研究者却不需要这么做。

 

知识分子“完全下海”，不再从事科研活动，当然是一种学术资源的巨大浪费，国家培养人才也不容易。但是，如果知识分子把科研活动与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完全对接，科学家获得的专利技术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一线，作为“技术入股”，就既拉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又增加了知识分子的收益和科研费用，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隐性下海”。科学家可以按技术股的比重相应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平时照样在院校里埋头研究有用的问题。

 

最近我在不少地方宣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不足，其中讲到科技对经济的拉动，总会讲到两个例子——“湖南模式”与“湖州模式”。

 

早在2001年，就有在湘院士说：“以前觉得院士办公司不好意思，现在觉得不办公司不好意思。”据当时统计，湖南已创办或领办企业的院士有10多名，占38名在湘院士的1/3强。中南大学14名院士中就有9名院士在2000年相继“下海”。打算以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名字为企业冠名时，就曾遭到袁院士本人的强烈反对：“袁隆平今天涨1元，袁隆平明天跌0.5元，像什么话！”但袁院士有两个夙愿未了，一是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二是把超级杂交稻研制成功。实现这两个宏愿都需要大量资金。懂得经营的专家向他不断灌输融资的观念，他终于同意了。2000年3月，合并之后的中南大学率先出台了《关于落实国家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政策的实施办法》。其中“两个70%”引人注目：把技术类无形资产入股时作价总额70%的股份给予对无形资产形成的直接贡献者；结余横向科研经费入股科技型公司时课题组成员持股70%。这个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参与市场的积极性。

 

2006年3月，浙江大学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一套方案，“要举全校之力，参与新农村建设”。得知这一消息，湖州市主动“接轨”。2006年5月，“市校合作”正式出炉。双方共同承诺：举全市全校之力，共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主要有“1381行动计划”，即“一个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三个平台”：科技创新平台、人才支撑平台和体制机制创新平台；“八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村镇规划、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素质提升、社会保障、城乡综合改革等八个工程；“百项以上重大项目”：围绕新农村建设实施的百项重点项目。我也曾经提出过教育部、国家民委在汉大学与武汉城市圈八个地级市进行校市合作计划的建议，即一所部委属大学对口与一个圈内地级市合作。遗憾的是没有动静。

 

“湖南模式”的特点是单兵作战，院士、教授们自己找市场，向市场要课题。“湖州模式”的特点是集团作战，一所大学对一个地级市，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两大模式虽然各有侧重，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双赢共赢”。再举一个例子：湖北省的水泥产量能进入全国前三名，与武汉理工大学（原武汉建材学院）的强大的水泥研究团队以及他们有效地与水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合作有直接关系。

 

（作者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科学时报》 (2008-11-4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