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6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蒙塔尼（Luc Montagnier）“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获诺贝尔医学奖（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因发现一种致癌病毒而分享今年的医学奖），这使许多科学家感到有点意外。意外的不是两位法国科学家的获奖，而是另一位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盖洛（Robert Gallo）未在授奖名单里，争议由此而起。

 

发现艾滋病病原之争是科学史上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的典型案例。除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和西诺西外，争夺优先权的另一方是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的盖洛。盖洛是人类逆转录病毒研究的先驱，他第一个分离出人逆转录病毒-人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并建立了体外培养人T细胞的方法（包括白细胞介素-2的发现和应用），这是研究人T细胞逆转录病毒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种方法，对HIV的研究就不可能开展。

 

盖洛是首先提出逆转录病毒是艾滋病病原的科学家，这为艾滋病病原的早期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蒙塔尼是当时法国少数几个研究人逆转录病毒的科学家，据他后来回忆说，“1982年，盖洛关于艾滋病是由逆转录毒引起的思想己经跨过大西洋，并在一些临床医生和免疫学家中广为流传”。蒙塔尼原是研究人逆转录病毒与乳腺癌之间关系的，此后他就决定转入艾滋病病原研究，西诺西是他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的研究迅速取得进展。1983年1月，他们从一个早期艾滋病患者的颈部淋巴结病理组织的体外培养中，发现了逆转录酶活性，这意味着存在逆转录病毒。此后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艾滋病毒颗粒，它们在形态上与盖洛的HTLV完全不同，而且与抗HTLV抗体不起反应，更重要的是HTLV使感染的细胞增殖，而他们的病毒则导致感染的细胞死亡。这些发现都证明，他们发现了一种与HTLV不同的新的人逆转录病毒。为了与HTLV相区别，他们后来将之命名为“淋巴腺病相关病毒”（LAV），但他们不能确定LAV与艾滋病的关系，就将LAV送到盖洛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以供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而此时盖洛实验室也在进行艾滋病人淋巴细胞中逆转录病毒的研究，1984年3月他们向Science杂志投送了四篇论文，报告了他们从不同的艾滋病人身上分离得到的新病毒，并证明这些病毒正是艾滋病病原。他们用其中的一株名为HTLV-3的病毒开发出艾滋病的诊断药盒并申请了专利。

 

尽管盖洛小组的上述研究工作做得很漂亮，但在分离艾滋病原的工作上却比法国科学家迟了好几个月。由于美国有关部门单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盖洛小组己经证明，他们获得的人逆转录病毒是艾滋病病原（现在统称为HIV），这引起法国科学家的严重不满。发现艾滋病病原优先权以及诊断技术的专利权的争论在大西洋两岸不断升级，并演变成一场国际官司。此事直到1987年在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协调下，两国科学家才达成一致协议：蒙塔尼和盖洛为HIV的共同发现者（co-discoveries）；由病毒开发的诊断试剂的专利由双方共享。这年底，二人还共同署名在Nature杂志上发文，共同回顾HIV和艾滋病的研究的历史过程。后来由于发现盖洛的HTLV-3的基因序列与法国科学家的LAV是相同的，盖洛又被指控偷取法国科学家的LAV冒充HTLV-3以窃取名利。此事后来虽已澄清，但盖洛已元气大伤。发现艾滋病病原之争是一场科学家之间持续多年的恶斗，到2003年HIV发现20周年时，争论已经平息，二人分别在Sciece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表态性文章，认为法国科学家首先分离出HIV，而美国科学家则为此项发现提供了科学基础（IL-2及T细胞体外培养技术）并证明了HIV就是艾滋病病原。科学界普遍认为，这种共识为二人共享诺贝尔奖扫清了道路。《中华读书报》曾发表长篇专文介绍了这段科学史上不平凡的事件（谢蜀生：《发现艾滋病病原之争》，《中华读书报》2003年8月13日21版），并祈盼着二人共享诺奖的时刻。

 

艾滋病原在艾滋病爆发两年内就发现了，这在传染病史上是罕见的。HIV的发现为检查艾滋病人，筛除HIV污染的血制品，以及艾滋疫苗的研制奠定了基础，为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毫无疑问是现代医学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多年来，盖洛和蒙塔尼一直是诺奖的热门人选，但诺奖委员会出于种种考虑一直未对此进行表态。

 

今年10月6日的诺贝尔医学奖结果一公布，各大媒体纷纷对盖洛的落选发表评论。全球最大的新闻网AP（The Associated Press）发表题为“诺奖是80年代的苦涩的HIV之争的补充说明”的评论，路透社的文章名为“诺贝尔医学奖揭开艾滋病研究的老伤口”，新闻周刊的文章题为“令人震惊的诺贝尔奖”，科学新闻（Science news）的评论文章为“出人意外的诺贝尔奖”，均对诺奖委员会宣布HIV研究的获奖科学家中忽略了盖洛表示不解。这些文章都回顾了艾滋病和HIV的研究历史，说明盖洛在HIV发现中确实作出了决定性贡献。Antonio Toniolo指出：盖洛小组发现T细胞生长因子（IL-2）以及建立的T细胞体外培养方法是HIV发现的先决条件。“卡罗琳斯卡诺奖委员会不能对今年的医学奖作出正确的决定，这表明他们把诺奖越来越政治化了。”瑞典卡罗琳斯卡研究院的魏泽尔（Hanb Wigzell）是一位HIV/AIDS的研究专家，在1990-1992年曾担任诺贝尔医学奖的评定委员会主席，他对盖洛没有获奖也表示“意外”，但接着说，根据诺奖的评定原则，奖金只盼发给“某一项发现（a discovery）”而“从来就不考虑获奖人的一生的研究成绩（lifetime achievement），尽管科学界许多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诺贝尔医学奖评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决定获奖人时考虑的是第一个发现病毒的人”，而“在确定是谁做出了值得获奖的发现时，我想我们是专家，而不是律师”。

 

HIV获奖者也在第一时间对此事表态。蒙塔尼对Science杂志说“我对盖洛（没有获奖）非常遗憾”，“证明HIV是艾滋病病原重要的，对此盖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盖洛本人，他表示对没有获奖“有点失望，但不很厉害”（I am a little down about it, but not terribly），“我唯一担心的是，此事（没获奖）会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他对蒙塔尼表态肯定他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还说，获奖的三个人都值得获此荣誉，他很高兴看到诺贝尔委员会在拖了很长时间后（at long last），终于把诺奖给了HIV/AIDS研究领域的科学家。

 

在诺贝尔奖100多年的历史上，该获奖而没有获奖的，盖洛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大科学时代，一项重要的发现（明），往往是多个研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把功劳归于少数几个人的名下，总是难以保证完全的公平。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今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都是病原微生物学家。这表明这个领域的研究在被忽视多年后又受到科学界的重视。近几十年，新兴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正在增加，人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