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早晨，开始出现了急匆匆的身影，那是早读的人群。今年开始，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在新生中全面实施早读制度，早读课的时间是45分钟，所有学生七点一刻必须到堂。有学生叫苦说，为了上早读课，她早上6点30分之前一定得起来，这有点像“后高中”生活。据说，宁波大学科技学院从2005年开始，就在人文分院英语专业试点早读。（《今日早报》10月15日）
这样注定引发争议的“事件”，大概只有在中国特色下的大学、中国特色的教育环境中，才有可能出现并被放大。我丝毫不怀疑此举可能改善了学风、康健了体魄、提高了英语四级通过率等等，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的时候，需要从高中借鉴以管制为主的治学办法？直白地说，需要以“毒”攻毒？
高中是辛苦的，大学是轻松的；高中是晚12点不睡，大学是早8点不起；高中是炼狱，大学是天堂……这几年因为大学扩招，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情形有些缓解，但大学也有优劣之别。所以，“两极”的想象并未停歇，而且有强化的趋势。表现在大学里，便是极度的散漫、过分的轻松，以及某种程度的不思进取。
对于大学生活过于“轻松”的批评早已有之，最严厉的反馈则来自就业市场这个“终端”。就业艰难，大学生的素质成为一个遭人诟病的话柄。对于大学学风空疏的反驳，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像宁波大学科技学院那样，将已经跳出圈禁的学生再行圈禁，好在圈禁意识已渗入血液，再习惯起来也不难。
然而这样的集中圈禁、强制早读，并不是大学教育的正途。“早读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2006年英语专业的专业四级通过率是93.46%，而2005年的通过率是78%，提高了15个百分点。”英语四级通过率的大幅提升，不仅不能作为早读制度正确的依据，反而有将大学教育导入歧途的危险。以此数据量化教育效果，过于急功近利；以此方法寻求改善学风，不过是以毒攻毒，不会为我们的教育天空增加什么亮点。
大学重新祭起圈禁法宝，实在是不得已。此举深刻地折射出，在我们的许多大学里，其实是缺乏一种能够引人入胜的大学精神的。如何让学生自觉自愿地刻苦努力？如何让学生在书本之外习得研究方法？如何让学生在导师的指引下成就事业？我们似乎做得很不够。长期的满堂灌一旦终结，剩下的只有失去约束的散漫。而教化的努力，居然只有回到老路一途。
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大学努力的重心，早就偏向于物而非其间活生生的人了。其教育引导学生乏术，并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中国大学现在着力最大的是兴建新校区、兴建大学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这样写道：“我经常到外地的大学开会或调研，它们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大兴土木，疯狂扩张，校园巨大无比，硬件设施可谓一流……完全不是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而是以上级领导为本，以面子为本，以所谓‘政绩’为本。”
近些年来，有学者不断著文呼吁大学精神的回归，并且把中国大学精神的根脉，直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认为西南联大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为后来的中国大学开创了不低的起点。透过当年的联大学生回忆文章，我们约略可以想见那所偏居西南一隅的学府的斯文盛况。然而，时代变迁，斯文总被雨打风吹去，而今的不少大学校长，已经无力回天，只能以强制代替春风细雨了。（原题为《强制的早读 圈养的大学》，2008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