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一只藏原羚因围栏阻隔，被流浪狗猎杀。李忠秋供图

■李忠秋

近日，泰山景区沿山脊铺设的135公里刀片铁丝网引发公众热议。管理部门的初衷可能是搭建防火隔离带、保障游客安全，但当这道带刺的金属屏障横亘于山岭之间时，却忽略了其潜藏的生态代价。

围栏，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空间治理工具之一，在生态保护语境下，已然呈现出复杂的双面性——既可以是守护生命的盾牌，也可能是割裂生态系统的利刃。

一场关于“赢家”与“输家”的重新分配

围栏是地球上分布最广泛的人造线性设施之一，其全球总长度可能远超道路，仅美国西部的围栏总长度便突破100万公里。从非洲的反盗猎保护区围挡、北美的公路防撞设施，到澳大利亚的野狗围栏、欧洲的边境防护线，无处不在的围栏正在重塑地球表面的生态格局。

围栏的正面效应不可否认。在特定场景下，它能有效保护濒危物种免受盗猎和家畜干扰，减少野生动物与车辆碰撞，甚至在野生动物疾病防控中发挥屏障作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围栏的生态代价往往被系统性低估。

2020年发表于《生物科学》的一篇围栏生态学综述，系统搭建了围栏生态效应的研究框架：在围栏的世界里，必然存在“生态赢家”与“生态输家”。其中，赢家通常是那些体形小、活动范围有限、适应干扰的泛化物种；输家则是大中型迁徙有蹄类、长距离迁移的食肉动物，以及依赖连通栖息地的专性物种。

当一道围栏拔地而起，对于依赖大范围迁徙或运动寻找水源和草场的物种而言，这道物理屏障切断了它们迁徙或迁移的通道，导致栖息地破碎化。此外，围栏会改变动物的生存行为，被迫消耗更多能量去寻找缺口，或改变觅食与繁殖行为。更隐蔽且更严重的后果是遗传隔离：被围栏分割的小种群难以进行基因交流，近交衰退风险上升，种群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被持续削弱。在极端情况下，围栏甚至会引发种群崩溃。非洲早期研究记录显示，蓝角马就因围栏阻断迁徙而走向区域性灭绝。

“生态通道”还是“死亡陷阱”

围栏引发的生态危机，在中国有着极为典型的本土案例。

普氏原羚的遭遇就是其中之一。这一仅分布于青海湖流域的濒危物种，如今正深受草原围栏的威胁。研究显示，在围栏区域，普氏原羚的昼间活动距离从无围栏区域的7223米骤降至5081米，栖息地面积甚至萎缩至建围栏前的6%。行为数据更令人心碎：普氏原羚沿围栏行走的频次高达81%，尝试跳跃跨越的仅占1.2%，从底部钻过的占17.8%。围栏不仅困住了它们的脚步，还直接导致5%的个体被网线缠住窒息死亡，更间接剥夺了它们逃避天敌的能力，15%~20%的个体因围栏阻挡而被狼捕食。

笔者多次深入野外实地考察，亲眼看见普氏原羚、藏原羚因围栏阻隔无法快速逃脱，最终被流浪狗或狼捕食。一道仅1米高的铁丝网，足以改变一个物种的命运。

蒙原羚的迁徙困境同样是围栏生态代价的典型案例。作为中亚草原标志性迁徙物种，蒙原羚历来依靠季节性长距离迁移获取足够的食物。然而，在中蒙边境，日益密集的边境铁丝网和牧场围栏，已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

研究指出，铁路和围栏对鹅喉羚的活动也形成了显著的屏障效应。当有蹄类动物传统的迁徙路线被铁丝网切断，种群被迫在破碎化的草场内过度啃食，或因无法到达水源地而大规模死亡。这与非洲蓝角马因围栏阻断迁徙而种群崩溃如出一辙。

北美叉角羚的相关研究，则提供了更精细的行为学证据。这种北美特有的有蹄类物种不擅长跳跃，习惯从围栏底部钻过。研究发现，当围栏底部铁丝高度提升至46厘米，并使用光滑铁丝而非带刺铁丝时，叉角羚的穿越成功率显著提高。这提示我们，围栏的设计细节直接决定了它是“生态通道”还是“死亡陷阱”。

泰山135公里的刀片铁丝网，不仅是一道物理屏障，更是一把考验人类生态文明的标尺。从青海湖濒危的普氏原羚，到中蒙边界徘徊的蒙原羚，再到全球无数被缠绕、被阻隔、被改写命运的野生动物，围栏生态学提醒我们：人类划定的每一道边界，都可能成为其他物种的生死线。

在安全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育间寻找平衡

泰山刀片铁丝网事件的核心矛盾在于，我们能否在实现管理目标的同时，不让野生动物成为沉默的牺牲品。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将“围栏生态学”纳入工程决策的前端。

首先，优化围栏设计，提升生态通透性。对于必须设置的围栏，应优先采用“野生动物友好型”设计。研究表明，将围栏底部铁丝替换为光滑铁丝并提升至距地面一定高度以上，可使有蹄类动物的穿越成功率显著提高，穿越时间显著缩短；应避免使用刀片和带刺铁丝网，改用可穿越的网格结构，或在底部预留野生动物通道；对于普氏原羚这类体形中等的有蹄类动物，1米以上的围栏会使其跳跃意愿急剧下降，转而被迫沿围栏徘徊，因此应规避此类设计缺陷。

其次，科学规划围栏走向，预留生态缺口。围栏不应横切野生动物既定迁徙通道。在北美叉角羚研究中，动物对“已知穿越点”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管理者应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和野外调查，识别野生动物的常规穿越路径，在这些点位设置专用通道或提升底部铁丝高度。对于连续山体，完全封闭的线性屏障会造成灾难性生态影响，因此应采用分段式、可穿越的围栏，或在关键节点保留生态缺口，从而大幅降低屏障效应。

再次，建立围栏生态影响评估制度。当前，边境围栏、牧场围栏、防火围栏等许多围栏工程，在规划阶段缺乏生态评估。应将围栏视为与道路同等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在环评中评估其对目标物种和非目标物种的影响。对于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任何线性工程都应经过严格的生态评估。

最后，探索替代性管理方案。围栏在防火和安保方面并非不可替代。电子监控、无人机巡护、生态防火带、社区共管等手段，在很多场景下可以实现同等管理目标而不制造物理隔离。特别是在已有公路、村落等人类活动边界的区域，额外增设高密度铁丝网的边际管理效益极低，而生态成本极高。

围栏本身不是恶，缺乏生态智慧的围栏才是。当我们学会在铁丝网上留出一条可行的“生命通道”，在牧场规划中保留一片无围栏的“荒野飞地”，在政策制定中倾听生态学的声音，这道边界才能真正成为人与野生动物共享土地的“共存之线”，而非冰冷的“生态刀刃”。

（作者系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动物行为与保护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