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近日发布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中提到，实施科技资源科普化助力工程。这应该是科普事业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发展方向的一次重大变化，可以称之为科普工作的2.0版。究其实质，就是打破目前科普事业的发展瓶颈，从更加广阔的视角重新定位科普工作，这与笔者多年前提到的从窄科普到宽科普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普工作大多集中于科技流程的末端，即对于科研成果的普及介绍。这种视角的单一化，导致目标受众的广泛偏好无法得到满足，进而科普受众的规模也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久而久之，科普工作就陷入到一个发展瓶颈，虽然近年来科普工作越来越精细，质量也越来越好，但是总体科普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传播者与受众都会出现受挫感与心理沮丧。如果不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科普工作就陷入了这种鸡肋状态。毕竟现有单一科普内容能吸引到的受众也基本达到饱和，再不进行大胆改革，科普这个“看家之本”也将陷入滞胀的命运了。

从理论上说，科普工作应该把科学研究的附加值最大限度开发出来，一则实现科学研究效益的最大化，二则利用科学研究的附加值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目前的科普工作由于视野狭窄，这两项功能完成得不理想，这也是窄科普（仅关注科技成果内容）结构本身导致的先天缺陷。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科普对象结构改革入手，这样才能实现科普事业的“状态—结构—绩效”的根本性变化。这也是笔者提倡宽科普（科研链条全流程都在科普的视野下）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科技资源科普化还仅仅是开始，随着宽科普理念的日益被接受，一些传统的认知边界都会逐渐消失。

那么科技资源都包括哪些呢？换言之，新科普对象应该包括哪些领域呢？仅从科研生产流程角度来说，任何科技成果从源头算起都需要如下四方面科技资源的支撑：人、财、物（实验器材与大仪器设备等）与科研文化（制度、科研规范、学术生态等）。这四方面内容以前都被相关学科认领并研究，但其成果能够为社会公众关注到的不是很多。宽科普的介入与原有学科的研究之间是否会产生矛盾？笔者认为不会，但会造成科普与具体学科研究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这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益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具体学科的研究针对的受众是专业人士，而科普研究的成果面对的受众则是广大公众。比如人才资源，具体学科关注的是遴选、评价与激励机制的设计等，而科普关注的则是人才的成长经历、取得的成就及其工作的广泛社会意义与价值等方面。

科技资源科普化改革带来的好处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首先，可以帮助科普事业摆脱发展的瓶颈，极大地改善科普的现状；其次，培养一批稳定的科普人才队伍，提供内容更加丰富多样的科普产品，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偏好所蕴含的需求；第三，可以在全社会形成对科技发展的全方位认识，从而为科研环境的改善与科研生态的建设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宽科普将有更多的人开始理解科技从源头到中间生产环节再到科技产出的全过程。这一科技链条的全景呈现，相当于向全社会立体展示科技的神奇之旅，从而有助于全社会提升对于科技理解的认知基准线，为科技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宽科普带来受众的扩容，也增加了未来想投身科技事业的人员的规模。也许最重要的是，推广宽科普将为科学文化的建设与普及提供切实的帮助。毕竟，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即便这次改革每年只增加1%的人理解与热爱科学，这也将是对科研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善。

在科普市场细分化之前，国外科学家经常亲自参与宽科普的工作，比如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写的那本著名的《双螺旋》既是个人的回忆录，又是高级科普，以生花妙笔记录了发现DNA结构的故事，那里有对众多既竞争又合作的科学家们的描写，还有关于实验的进展、方法、假设与猜想的验证等，全方位、生动地展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历程。再比如美国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本身既是优秀的古生物学家，又是思维活跃的科学史家，他的很多作品也全方位展现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这些都可以看做是积极从事宽科普的典型案例，希望未来中国也涌现出一批积极投身到宽科普中的一线科学家，助推科普事业的专业化发展。

在笔者看来，从“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衍生出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即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科技领军企业，也是重要的科技资源，因此也应该成为宽科普关注的对象。只有这样，才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科技强国的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科普对于这些战略科技力量的关注，既能提高公众的自豪感，也能倒逼与监督这些战略科技力量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