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任芳言

近日，因强迫他人引用自己的论文，美籍华人学者周国城先后被两家期刊从编委会除名，取消审稿人资格。

周国城在学术界战绩赫赫。据其简历介绍，他的H因子高达159、论文被引超7万次、连续5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2003年退休后，周国城创办了无实体机构“戈登生命科学研究所”。

2020年1月，期刊《理论生物学年刊》（JTB）3位联合主编刊发声明，指出其编委会某成员存在长期强迫他人引用自己署名文献的现象，属严重渎职行为，已将其除名。

据《自然》报道，JTB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随后证实，该人为周国城。每审一次稿，周国城要求他人引用的平均文献量达35篇，且其中90%作者有周国城。因为同样的理由，另一期刊《生物信息学》在去年就已取消周国城的审稿人资格。

“目前已在两家期刊发现其有强迫引用行为，这可能不是孤立事件。”JTB在声明中指出，应警惕此类学术不端行为再次发生。

周国城向《中国科学报》提供了他答复爱思唯尔的材料，称其研究成果被他人引用并非自己强制，而是因为受到了广泛认可。

此外，周国城还提供了一篇正文28行的“论文”，并称这些材料“有足够强的实力击败他们的指控”。

在这篇题为《科学中最重要的伦理问题》的文章中，周国城表示，应具体分析编辑和审稿人的强制行为。“若编辑发现作者引用了别人的内容和观点，那是编辑做了他该做的事。”

但对其他质疑，周国城并未直接回应。

强制引用在学术界是公开的秘密吗？如何辨别审稿人存在类似行为？

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告诉记者，在审稿意见中捕捉关键词，可找出频繁推荐作者引用指定参考文献的审稿人。“比如审查张三丰，在其2019年向出版平台提交的审稿意见中寻找推荐引用的参考文献总量，看其中有多少是张三丰的论文，超过一个阈值就出示红牌。”

2019年，爱思唯尔曾公开一项针对审稿人的调查：被调查的55000名学者中，433人有强迫引用的明显证据，占总数的0.79%。

正常情况下，审稿人会依据投稿文章给出的意见，建议作者添加漏掉的关键文献。“大部分审稿人都很专业，特别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的评价意见非常宝贵。”福建农林大学海峡联合研究院教授张亮生表示，自己接触到的审稿人，大多数会花时间认真读文章，要求添加引用文献的情况“碰到得很少，几乎没有，有的话是确实需要引用的文献”。

马军也表示，“如果审稿人推荐的引用文献内容与稿件相关，是可以的。但如果审稿人推荐的太多，我们编辑就会警惕这个审稿人，并提醒作者不必全部引用其提出的文献。”

“如果审稿人推荐自己成果数量太多，其审稿意见就没有价值了，划水无疑。”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副教授蔡宁是Complexity和PLoS One的编委。他表示，面对强制引用，编辑应起到把关作用。遇到审核速度过快，且大量要求引用自己文献的审稿人，他会直接提出审核意见无效，并建议取消该审稿人资格。

“如果同行评审流于形式，甚至被人操控，这种恶性事件暴露一次就会导致期刊被SCI踢出。”蔡宁表示。

为加强审稿流程透明度，eLife、《自然—通讯》等期刊已尝试公开审稿意见。最近《自然》也宣布，投稿作者可选择公开审稿内容，审稿人可选择匿名或实名。

蔡宁表示，此举“对审稿人也是一种监督，使他们更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也提到，公开审稿意见对单个期刊已发表的文章意义有限，如果能在Publons等公共平台追溯稿件以往审稿意见，“那将是一场革命”。但是，这样做需要考虑各方有无动力积极参与。

张亮生则认为，公开审稿意见更主要的目的是分享知识，与强制引用行为没有关系。一些详细的审稿意见和作者回复甚至比文章正文还长，公开后，论文先前的不足，审稿人的负面意见、修改和反馈过程能帮读者和同行更好地理解研究成果。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手研究资料，也是读者以前看不到的内容。”张亮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