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

中国大学发展已经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受到急功近利潮流冲击，规模扩张较快，品质提升较为缓慢，原创性不足。在解决问题时，又较多地从微观、具体层面寻求解决办法，对大学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不重视，也不充分，或采取悬置理论的逃避策略，使一些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缺乏必要基础理论支撑。开阔视野，开放观念，探明大学发展的学理，才有可能既有理论深度，又能有效解决教育品质提升问题。

大学发展的学理包括大学发展的规律、原理、逻辑、原则以及大学各相关当事人的关系、定位与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研究大学学理本身的理论性、复杂性、尖端性，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自现代大学建立后就属于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学理的研究需要较长时间验证，在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中做学理研究的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从而抑制了对于大学学理的研究。

当下，大学发展急需回应的主要学理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大学相对于人的价值是什么？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大学令》里就明确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这个界定显得狭窄，而当下，更极端的是一些人仅把大学当成学历和学位的发放者、项目和荣誉的生产机构，未能充分发挥大学对学生个性化成长发展所不可替代的赋能、价值引导、潜能激发、专业提升、社会资源拓展作用；或者在大学中对项目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人的培养，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

大学与真理的关系是怎样的？世界不少大学的校训将“真理”作为其中的关键词，这就是基于对大学与真理关系的理解。中国在经历新文化运动后，教育得出了为各门科学所能普遍认可的结论：“要科学，不要迷信；要民主，不要专制。”其显现出对真理探索的追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内外部环境的改变，能不能确保大学人对真理抱有不断求索的赤诚之心，一直是所有大学每个时期都面临的挑战。

大学与权势的关系如何？大学自身的学术就是一种权力，大学之外还有多种权力存在。如何恰当处理大学与各种社会权力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理想主义者倾向于大学独立于各种社会权势；功利主义学人热衷攀附各种社会权势；理性主义者则谨慎对待各方社会权力。不接触自然过于天真，关键在于大学秉持怎样的原则与标准与社会各方权力机构及其当事人交往。

大学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怎样？“象牙塔”曾是人们心中大学在世俗社会中的象征。在大学普及化后，大学事实上提供的是民生服务，大学教育需要不断深入生活，深化市场参与。在一个越来越扁平的社会中，大学需要适应与社会各主体平等交往，需要担当促进公平的责任，服务学生成长发展。但是，大学服务社会不同于一般机构与公司，需要立足于为人的成长发展服务。不同大学又需要找到符合自身条件和特点的定位，不能简单模仿，要评价自己对社会资源的使用能产生多大的增值。

大学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最终需要从学理上寻找依据加以解决。近些年，社会对大学的批评较多，大学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产出增大的同时，形式化的学术倾向突出，简单重复增多，独创性贫乏，思想深度和实践效力不足，高质量原创成果太少。大学在回应社会批评、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时，不妨首先追问一下，这样做符合大学的本质吗？是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否能更有效彰显大学的价值？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作答，也不存在对所有大学都适合的标准答案，需要各自依据自身条件和状况做深度学理研究。不少大学或借口自身缺乏教育学理研究人员与团队，或寄希望于借用别人在基础学理上的研究成果，或习惯于简单套用，忽视或贻误了对适合自身的学理研究，以致酿成大学发展经过很多年努力也难以弥补的决策失误。实地调查显示，发生过此类失误的大学为数甚多。

对大学发展学理的研究本身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相较技术领域创新，基础学理原创更为艰难，需要对思想、原理、概念进行纯粹、科学、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需要质疑和批判、哲学探索的勇气，以及进一步解放思想。同时，需要在理论意境、研究视域、核心问题等方面进行拓展，尤其需要消除阻拦正常学术思考的投射效应，消除漫长的单一阅读和思想禁锢中养成的不思想、不敢思想、不能思想的现象，改变以学术正统束缚教育学理发展与原创的僵持状态。

但大学发展学理研究又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需要结合大学具体的发展历史、现状、文化、体制、条件、机遇进行针对性研究。各校要有意识地培养对本校有深度了解、有责任担当、有特殊情感的学理研究学者，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为本校的发展从学理上把脉问诊，在基本和重大问题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大学发展见解。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2019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教育学70年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GYH2019002〉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