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志伟

“成果转化为何总在校长工作报告最后一页？”

在2020年中国科技峰会系列活动青年科学家学术生态与创新文化主题沙龙上，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陈耀军这一发问，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全国唯一经省级政府批准设立的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其重要使命是帮企业转型、帮老师创富。近两年来，陈耀军带领团队调研，试图弄清“科技成果转化究竟难在哪儿？”

“大学技术转移机构负责人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得到学校特别是校领导对技术转移工作的重视、支持和信任。”说起“被放最后一页”，深圳中科新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夏洪流分享了他的看法。

事实上，“学校不够重视”还只是科技成果转化在供给端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供给端还存在服务没效益、老师没所谓、制度不健全、成果成熟度不高等问题；而需求端和中间环节存在的问题同样非常多。“科技成果转化远非最后一公里。”陈耀军感慨道。

高校定位：技术转移“不是生命线”

夏洪流“下海”前，曾在中国科学院技术转移基层一线工作超过20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11年、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10年。他分析，高校的定位与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技术转移“不是生命线”。

“你们看看，即便国内一流高校的官网，首页一般都没有成果转化相关专栏。”夏洪流进一步举例，但在计算所官网首页就有技术发展专栏，包括企业孵化、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

这与中科院的定位和根本任务是密切相关的。“中科院是国家战略科研力量，根本任务是出一流科研成果，服务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技术转移是生命线之一。”夏洪流说。

但北大、清华等高校也在技术转移与产业化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4年，北京大学将两院院士王选创办的核心校产——北大方正集团交给外部资本运作团队进行委托管理与运营。

但这条路走得异常艰辛，目前也遭遇重大挫折。自2015年以来，北大方正集团相关管理层先后入狱、违规关联交易、受证监会处罚、股权纠纷，不断爆雷，官司缠身。现在北大方正总资产超过3000亿，但资不抵债，净资产负96亿，正在进行重组。

在夏洪流看来，北大方正在重组完成前，其技术转移工作还要继续承受阵痛。

清华大学也是如此。清华大学科技园在全国各省市扩张最快、运营园区面积最大，但问题也不少，最终归因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的定位”。据悉，目前清华大学的技术转移学习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模式，成立技术转移中心，以专利技术输出为主。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目前通过技术转移机构进行IP授权和转让，是国内大部分高校开展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的主流。

价值几何：真金白银太少

从成果供给侧，受访专家认为，应该在科研成果的质量和转移转化路径上下功夫。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员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技论文产出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连续九年居世界第一，拥有海量等待唤醒的科技成果资源。对此，深圳市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刘文求有点坐不住了，发文称：“真正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真功夫少得可怜，真金白银太少了。”

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高校院所的成果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开发阶段，而市场需要的是样品、样机，甚至是小试、中试阶段相对成熟的成果。这些成果与市场脱节，导致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断档”。

更有甚者，科研人员申请专利大部分用于申报课题、办理结题验收以及参与职称评定，为了完成各种考核任务而被动申请，这导致大部分专利实用性不强，不接地气，企业用不上。

“作为海量科技成果的产出大户，高校院所及科研人员应当非常清楚海量科研成果背后的真正价值有几何。”刘文求说。

如何提高转化成活率？

在上述沙龙上，高校院所专家和企业家共聚一堂，研讨科技成果如何跨越“死亡之谷”，提高转化成活率。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柯禹看来，企业牵头、寻找多方资源，进而搞活创新体制，“是增加转化存活率的前提”。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深圳市黑磷光电技术工程实验室主任张晗对此表示认同，“高校教授成果多，可选赛道也多，但如果赛道没选对，不如不干。选准赛道是关键，必须充分调研，迎合市场需求。”

张晗及其团队有切身经历。他们瞄准眼科医疗器械市场需求，开辟并长期引领的“基于二维材料可饱和吸收体的锁模光纤激光器”的研究被列为当今物理学前沿的TOP10，并建立了高质量专利池，进行成果转化和产品布局，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除此之外，张晗强调从高校研发到市场转化要找准合伙人。在他看来，“个人英雄时代已成过去式，要招揽更多的人才”。

两种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无论高校还是科研院所，科技成果通过转移转化体现其价值，但两者因定位和根本任务各异，所探索的路径也有所不同。例如，中科院强调围绕各研究所的优势科研领域进行成果的转移转化。

1980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陈春先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被公认为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此举推进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促进了后来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和中关村园区的成立。1985年，中科院和深圳市政府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科技园区，即深圳科技工业园区。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近6年来中科院孵化参股的科技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共计24350亿元，新增利税共计2983亿元。

夏洪流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总结出中科院以研究所为代表的两种成果转化模式：一是以计算所为代表的内生孵化模式；二是以先进院为代表的开放办所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凝晖曾说过：“改革开放四十年，计算所产生了四家有代表性的公司：第一个十年是联想，第二个十年是中科曙光，第三个十年是龙芯中科，第四个十年是寒武纪。”

而先进院的技术转移继承了计算所的基因，同时参考美国斯坦福和硅谷的开放模式，结合深圳的特区优势进行创新与发展。夏洪流举例介绍，先进院鼓励科研人员走出围墙创业，同时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到研究所平台创新创业，构建起“研究机构＋风险投资＋孵化器＋创业培训”的科技创业生态网络体系。目前先进院孵化初创科技企业已超1000家。

不过，两种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夏洪流分析说：“内生孵化模式的核心是将孵化企业当‘儿子’养，舍不得卖；而开放办所模式将孵化企业当‘猪’养，养大了就卖。”

当然，中科院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技术转移模式，如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

“中科院的技术转移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基本趋向成熟。”但夏洪流也提醒，高校与中科院定位不同，不适合照搬这两种模式。“我国高校可同时参照斯坦福的技术转移中心模式，结合国情，开放办学，建立市场化机制，吸引机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