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梅芳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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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路将越走越宽

 

■章梅芳

自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就逐渐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关心和讨论的话题。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简洁鲜明地表达了前人及当时社会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割裂的忧思。自此,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众的关注。60年后的今天,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讨论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并不过时,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就中国而言,科学文化问题自西方科学传入以来,亦成为学术界最为关心的主题之一。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国民带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一方面,科学与民主一起,被科学阵营的先锋们赋予了救亡图存、启蒙革新的重任,一切旧有传统和文化都必须为其让道;另一方面,玄学阵营的一些知识分子因目睹一战后的欧洲社会状况,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反对科学万能论。于是便有了20世纪20年代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结果,因科学在中国的无上尊严,这场论争“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

在此后的年月里,诚如范岱年先生所回顾的,科学主义思想继续在中国的左倾知识分子那里得到认可和肯定,甚至价值观、人生观与具体的经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混同。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春风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生机,人生观、价值观、科学观的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出现。胡乔木、金观涛、查汝强与王若水、李泽厚、甘阳等学者的参与及其观点,表明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的多元化趋势。

进入21世纪,“科玄论战”中讨论的那些问题又被重新关注,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争论。一方面,科学在一部分学者心中依然具有无上尊严的地位,是“正确”“客观”“进步”乃至“善”的代名词,他们明确提出来要提倡“科学主义”;另一方面,一些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观点提出了诸多质疑,主张要对“科学主义”思想的渊源、本质和危害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科学主义者”认为“反科学主义的结果就是反科学”,推崇“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等;反科学主义者则认为,反科学主义是反对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方法万能论,而不是反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不能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科学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征等。双方围绕西方学界的“科学大战”“印度洋海啸”“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能否废除中医”等具体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同时引发了众多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中国学者争论的还是20世纪初“科玄论战”以来思想界所关心的共同话题——科学观与人生观、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但不同的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研究与讨论的文章在分析视角、方法和争论侧重点上也有了新的变化。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福音,但同时工业文明也不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健康问题,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复杂化,人类与自然界的地位及关系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在此背景下,印度洋海啸引发的国内学界关于“敬畏自然”的大讨论,使得“科学主义者”与“科学文化人”之间产生了交锋。“科学主义者”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因为在人与自然之间,必须以人为中心,为了人类生存,有时候可以破坏环境和生态,而且科技发展能不断地解决环境问题,主张“敬畏自然”的实质就是“反科学”;“科学文化人”则认为“敬畏自然”表达了人类对于生命根基的敬重和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存和共同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主题,主张“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的实质是“科学主义”。除此之外,“圆明园事件”等同样也都是关乎国计民生、关乎自然生态的现实问题。新问题的出现,使得争论有了新的内容,但双方最后都集中在“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焦点上,这反映了近一百年来“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学术界根深蒂固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中国,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鸿沟依然存在。

新的时代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新的争论也将不断产生。有争论并不是坏事,相反它有助于不断地丰富公众对科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尽管在20世纪初,科学与民主在国人心中已是并重的位置,但却更多的是将科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来看待,至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其本身的社会性和民主化问题并没有被重视,相反,它被看成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新事物,是一个没被打开的“黑箱”。二战以来,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有了更直观的体认,媒体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评的声音。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哲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步打开了这个“黑箱”,去分析其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及其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互动,乃至于强调要消解“内”与“外”的界限,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相应地,科学在公众眼里亦逐渐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不再具有理所当然的理性和客观性;媒体与公众在公共科技事件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亦体现了科学与民主在新时代中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依旧存在,但是二者实现融合的可能性也在增多。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两种文化论争,拥护科学的人常常因科学的强大力量而赋予自己理所当然的正确性和正义感,并以此抹杀其他观点的价值,表现出英国学者布莱恩·温所言的那种“自大”和缺乏“内省性”。这不仅与民主的精神相悖,同时也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反对者、支持者,都可以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深度融合。

所幸的是,当今中国文化早已走出思想禁锢的年代,学术性的争论已有了充分的自由空间。也正因为有了开放多元的思想环境,有了热爱科学文化事业、关心人类与自然共同命运的学者,有了关注公众、生态、传统和现代化等现实问题的科学传媒,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道路虽然长远,但也将越走越宽。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9-09-20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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