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基刚

最近一段时间，通识教育成为公众重点关注的事情：一是因为教育部打造两万门金课，据说通识教育课程的建设和申报占了很大一块；二是因为教育界对香港通识教育成功与否的讨论。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现代通识教育主要在美国兴起。比如，1945年哈佛大学率先提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简称《红皮书》），其核心是博雅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中国的通识教育在本世纪初开始出现，首先倡导这一理念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如复旦大学从2005年开始建设通识教育课程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识教育的概念被引入到外语教育中。比如，2007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2017年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更是把“跨文化交际课程”作为大学英语主要课程，规定“跨文化交际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引下，中国高校普遍开设英美文化与社会、英美文学诗歌、英语电影欣赏等通识英语课程。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未来大学英语教学应以通用英语和通识英语教学为主，学术英语教学为辅”，因为“通识英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英语国家文化传统、文学渊源、发展历史、宗教信仰或哲学思想等，并从他者的视角反思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文学传统和思想潮流等，从而使其打下较为坚实的人文知识基础，提升跨文化素养”“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系列通识英语课程，如欧洲文化入门、美国文明史、英美文学作品欣赏等”。笔者把这种强调以西方文化主流价值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外语通识课程称为1.0。

把通识教育简单理解为人文教育和文化教育是一种误解，更不用说言必称英美文化教育。通识教育的根本价值是跨越学科、打通专业，培养学生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和反思，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使其成为一个知识结构相对完全和完整的人。比如，在处理安乐死和晚期病人治疗时，医生无法不从社会学、哲学和管理学角度思考问题。哈佛大学1945年的《红皮书》明确指出，“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导论课程，以及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其他课程”。

因此，外语通识教育2.0版本必须实现两个转向。

第一，从单一的人文教育和文化教育转向与科学教育并举。既然我们能教学生用英语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为什么不可以教他们用英语阅读科学经典？比如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即使最科普的《科学发展史》，也能帮助学生了解自然科学知识起源、科学精神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中西方科学对比、近代生命科学和数学体系的形成、蒸汽机和工业革命、二十世纪科学技术与重大技术发明、原子核物理学和基本粒子、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世纪科学技术和未来等。

西方教育非常强调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s、Maths）教育，认为科学是任何学科和专业学习的基础，是我们科技创新的源泉。这些原著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研方法。

第二，从去语境化通识教育转向专业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既有跨学科的一面，也有特定学科中的专业性。比如，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都是和专业结合的，他们生化科技系开设的“细胞、分子、生命与人类”就是一门专业通识英语课程。除了让学生读相关的科普文章和沃森的《DNA:生命的秘密》，他们还从美国的Discovery Channel、英国BBC Horizon等科普节目中，根据每单元的主题，剪辑出20分钟片段进行播放和讨论。这几年，重庆大学专业院系也开设了不少和专业相关的通识课程，如“建筑的结构艺术”“感知电世界”等，深受学生欢迎。

那么，为什么外语学院不可以开设类似课程呢？

金课的标准是创新性、高阶性和挑战性。

笔者以为，外语通识教育必须从1.0升级为2.0，才具有创新性；必须和中小学校园文化、社会文化对接，并转向专业领域文化，才具有高阶性；必须从阅读经过改写或简写的课文转向阅读经典原著，才具有挑战性。只有这样，外语通识教育课程才能成为金课。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