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守祥

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创作了15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作品广泛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狄更斯小说体现了英国人的核心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以及一种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其作品为弱势群体代言，追求社会正义，探寻能使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叩问那时的世界首富之国的良心，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现代生活，以文学形式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和梦想。

合为时而作的忧患之作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狄更斯在《双城记》的一开篇就激情澎湃地写道。作为一部忧患之作，狄更斯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反映了当时法英两国尤其是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各种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义视野下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作家极力提倡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化解仇恨，改变那些被扭曲的心灵。盛世与乱象，狄更斯笔下迷雾重重、一切都可冠以形容词最高级的世界，在今日的读者看来，也许更像一个隐喻。

《双城记》对19世纪后期法英两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描绘、对法国大革命爆发根源的探索，都是为了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种种社会危机与现实的英国社会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借古喻今的方式，告诫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百姓的极度贫困就是革命的根源，如果不能减轻平民的苦难，那么当前的英国爆发革命就不可避免。小说把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矛盾展现得十分细致与真实，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饥饿到处横行”，广大百姓以“桑叶草”为食，而贵族阶级则穷奢极欲、欺男霸女，他们在全国看不到“一张面孔带有任何敬意”，不堪压迫的人民群众正准备着“用绳子和滑车来吊死仇敌”。

两个相当不同的监狱——纽盖特监狱和巴士底监狱，主导了《双城记》中的头两部，背景是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伦敦和巴黎；小说的第三部分移到了革命的巴黎，转向了推翻旧压迫和引进新压迫后实行刑法惩治的后果。

狄更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法国平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封建贵族的为非作歹和为所欲为。作家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贵族阶级的腐朽残忍与飞扬跋扈的结果，是下层人民长期仇恨的总爆发。小说通过厄弗里蒙地侯爵和“朱古力爵爷”的荒淫奢侈与残暴狠毒、梅尼特医生和德伐日太太一家的苦难遭遇，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揭示了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平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的确，狄更斯的这部殚精竭虑之作，无论其揭示的社会与历史意义，还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都值得挖掘和探讨的。

人道主义审视下的革命与复仇

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首先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本质上的正义性，肯定了它摧毁法国强固封建堡垒的赫赫伟业；他一定感觉到了法国革命在欧洲释放出来的民主精神，它仍未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英国反动派具体塑造出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个社会，他们极为野蛮地反对这一诺言的实现——对他的时代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同时，狄更斯又对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充满恐惧，在他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兽性就将一发不可收拾，必然会把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杀戮必将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他强烈谴责革命中的过激暴力行为，反对失去理智的革命冲动。

《双城记》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级与以德伐日太太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构成的。作家通过德伐日太太和梅尼特等人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统治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非人道的罪恶统治导致了被压迫者的激烈反抗。德伐日太太就是在这种压迫下成为一个复仇者的典型。但是，当复仇一旦丧失理性而成为盲目、偏狭、疯狂的报复，使德伐日太太成为一名苦苦追索的复仇者和野蛮疯狂的嗜杀者时，作家就由同情肯定变为怀疑否定了。

可贵的是，小说没有简单责备德伐日太太的过激行为，并一再强调正是“由于德伐日太太自幼受到郁结的受害感和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的影响”而泯灭了任何怜悯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德伐日太太如此，那些在大革命暴风雨中被强烈的复仇欲驱使的群众也是如此。进一步冷静地理性审视，狂欢于胜利的革命者的生活真的有根本性改善么？贫穷的人照样贫穷，一伙人刚刚为处决了一个流亡贵族而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转过身又要为了今晚如何填饱肚皮而发愁。

狄更斯主张以仁爱和利他之心化解矛盾冲突，坚决反对革命激进主义一厢情愿的所谓彻底的、破旧立新式的报复性革命，认为那样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深层问题而只会造成冤冤相报、仇恨相袭。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压迫与反抗问题的理性思考、对轮回式的阶级斗争的忧虑和对美好人生的企盼。

《双城记》被誉为“书里有上帝的真理”，“更能表达那个时代的良知”，“使人奇妙地感觉到了人的深度”。狄更斯在小说中塑造了路茜、梅尼特医生、代尔那和卡尔登等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以仁爱为核心的圣诞精神。这种圣诞精神强调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阶级，它不仅能使敌对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被人们扭曲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再生。小说第一部描写梅尼特医生入狱18年而丧失了理智，是女儿路茜用爱的力量使之恢复。后来为了路茜的幸福，梅尼特不计私怨，同意了仇人之子的求婚；又是这种仁爱精神，促使他顶住重大的精神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代尔那。但是，最能体现这种仁爱精神的要数英国律师卡尔登，纯粹为了爱，他无条件地实践着“我愿意为你和你所爱的人而做出一切牺牲”的诺言，帮助路茜的丈夫逃出监狱、安排路茜一家远离险地，而自己却代替他人上了断头台。

《双城记》不仅体现了狄更斯对人性与社会的严肃思考和探讨，而且以其优美的语言、鲜明的个性描写、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含蓄幽远的象征意象及浪漫的现实主义风格等赢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狄更斯凭借独特的艺术敏感与创作天分，更源于内心的良知与怜悯，感动了世人也征服了世界。作家刘震云说：狄更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所处的时代充满情感，其中最伟大的情感是怀疑，他带着幽默的态度，把怀疑渗透在他的人物和故事中。

（作者系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温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