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读哈利波特取代不了读哈姆雷特，但在科学史上，牛顿可以取代亚里士多德，一部21世纪的教科书也可以取代牛顿的著作。

在科学史上，过去的往往是过时的，有了最新的迭代版本，为什么还要去了解古老的科学呢？

■胡翌霖

《全球科技通史》，吴军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出版

一

我从2018年起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技术通史》本科生通识课，同时正在写作一部“技术通史”。最近读到清华学长吴军写作的《全球科技通史》，受到了鼓舞和鞭策。

科学史在西方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学科，许多优秀的科学史和技术史作品都由专业科学史家写作。但在国内，这一学科的发展还很欠缺，传统的中国科学史家大多专长于中国科技史，以“全球”视野写作的深入浅出的作品，还相当少见。因此我说吴军的作品给我们科学史专业学者一记鞭策。

另外，之前已有的科学技术通史类读物，如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大多是以科学为主，技术为点缀。但吴国盛也意识到“技术是汪洋、科学是孤岛”，技术史有独立而丰富的线索，我们期盼一部以技术为主线的通史。吴军这部科技通史，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

不过，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本《全球科技通史》可以挑出许多毛病，包括不少“硬伤”。例如，吴军把“科学方法”追溯到笛卡尔头上，把笛卡尔的蜂蜡思想实验解读为强调感官认识搜集信息的重要性，而事实上笛卡尔在这里恰恰是要论证感官低于理性；例如，吴军认为钨丝灯泡也是爱迪生发明的，事实上这是匈牙利人1904年的发明。

我倒不想多批评细节上的“硬伤”，因为即便所谓的专业科学史家，也不可能对从古至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的内容都称得上“专业”，一个专业史家写的科技通史，也难免会有一些细节上的疏漏，一般而言瑕不掩瑜。事实上吴军的“业余”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其总体视野或史观方面的分歧。

为什么要写科技通史呢？吴军的观念和科技史专业的开创者乔治·萨顿很像。萨顿多次指出：“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而吴军也在“后记”中明言：“人类历史最精彩的部分是科技史……科技是几乎唯一能够获得可叠加式进步的理论。”

但是，这种进步史观蕴含着一种矛盾：正因为科技是累积进步的，因此，我们可能忽略其“历史”。在文学史上，读哈利波特取代不了读哈姆雷特，但在科学史上，牛顿可以取代亚里士多德，一部21世纪的教科书也可以取代牛顿的著作。在科学史上，过去的往往是过时的，有了最新的迭代版本，为什么还要去了解古老的科学呢？

吴军在“后记”中紧接着写了两条理由进行了补充：弘扬理性（反对反智主义）和科学方法（思维训练）。但这两项也是可疑的。事实上，在20世纪初或更早，西方的科学史著作也经常是这样的风格，但随着专业科学史家的崛起，这种写作方法被批判和抛弃，旧的科技史被斥为“辉格史”，也就是说，是以胜利者的立场进行美化和筛选之后得到的理想故事。把一切好的品质都归功于科学，却把混乱的部分都排除在外。但抛开胜者为王的逻辑，走进复杂的历史语境，我们将发现科技史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理性，科学家们也并不怎么奉行所谓的“科学方法”。

从这方面看，吴军对笛卡尔科学方法的穿凿附会并非偶然，因为如果不进行类似的矫饰，在历史中很难找到他想弘扬的榜样。

抛开可读性和趣味性的问题，真要理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还不如直接去读现代的教科书。如此一来，科技史变成了一部“功绩史”，变成了励志的寓言故事，其意义顶多只是让人们为祖先的成就感到骄傲，为现代人的高明感到自豪。

二

萨顿把人类的历史比作给一个人写传记，追溯历史好比是回忆过去。然而对一个人来说，回忆过去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种心态是，缅怀过去峥嵘岁月，历数自己的功勋和成绩，在儿孙面前夸耀一番。许多中国科技史的写作就有点这种风格。因此中国科技史这一学科就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这类科技史有其历史性价值，但在21世纪的今天，站在技术时代的风口浪尖，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应是垂老者，而更像是年轻人——好比是刚刚走出校园而需要选择职业的年轻人那样，我们关切自己的前途，关心那些即将来临的、尚未经历的生活方式，想要谋求美好未来。

而在朝气勃勃向前看的时候，还有没有必要回顾过去呢？只着眼于当下前沿的、热门的东西，不可以吗？

所谓知彼还要先知己，许多人一直都只是被环境裹挟着前进，对自己究竟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擅长什么、甚至知道什么，都浑浑噩噩、不明不白，那么他又如何能在环境剧变之际认清自己的位置呢？如果对自己的过去和当下都稀里糊涂的，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事情了解得越多，也许反而更容易迷失方向。

许多人打小就是“提线木偶”，顺从父母和师长的安排一步一步应试，最后他可能也缺乏反思自我的能力，只能继续随波逐流，随便选一个看起来时髦的前途就可以混吃等死了。但如果要真正自由地认清未来的道路，就必须从随波逐流的状态中跳脱出来。

这就需要意识到，迄今为止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安排”，都不是绝对必然的。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中所有习以为常的环节，每一种来自父母、师长和社会环境塑造的东西，都是历史性的结果。不说千百年前，哪怕是几十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到几十年后，或许又会天翻地覆。

机器或动物不需要反思，但每一个人必须反省自己的过去，才能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自由。而对于人类而言，也只有认清历史，才能在技术环境的剧变下自由生存。在这里，历史的意义并不是炫耀的功绩或事不关己的猎奇知识，而是帮助我们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打破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

我们当下的日常，每一件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或平凡无奇的事情，在历史上的某些人看来，都曾是令人惊异的，在更早的人那里，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但在未来的某些时刻，这些事情可能又变得奇异、陌生。我们难以从未来人的立场上思考，但有可能站在古代人的立场上思考。当我们意识到任何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有其“历史”时，我们就不再是浑浑噩噩的“木偶”，也不会是盲从欲望的“野兽”。回顾历史的最大好处，就是通过同情地理解古代人的思想世界或生活世界，来跳出自己的局限性。

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讲述了他从物理学转向科学史的心路历程。他试图讲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时，发现他的学说看起来荒唐透顶，简直不可理喻。但整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为何会如此幼稚，竟然无视对今天小学生而言都显而易见的许多“证据”呢？库恩努力去同情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世界，发现了个中奥妙。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范式”下思考，也能够自圆其说，而我们则深受现时代的科学范式所支配，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以致难以进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世界。

当然，这种限制并非坏事，正是因为有范式的局限，科学研究才能够有条不紊地发展。而对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反省自己。毕竟我们今日的范式和古代人的范式一样，都是历史性的，而非永恒固定的。

出于这种态度，我们追溯科技史，就不该以现代的范式为基准去衡量古人的功绩，而要尽量还原历史语境，关注那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

三

技术史与科学史类似，也不只是一部功勋史。科学反映了人类的世界观，而技术则更直接地塑造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哪怕是桌子、椅子之类的技术产品，也像“日心说”或蒸汽机一样塑造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追溯历史，还原到它们最初流行起来的时代境遇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到它们对生活世界造成的冲击。

例如椅子的引入，并不只是在原有的生活方式中额外增加了一点舒适度的问题，它要求移风易俗，改变传统的礼仪和习惯，甚至改变某些伦理观念。同时，它又塑造了许多新的观念，比如“太师椅”“头把交椅”等。中国直到宋代才经由佛教的传播普遍接纳了椅子，而日本甚至到现代仍保留跪坐的传统。在逐渐接受椅子的过程中，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信仰和不同阶层的人群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度或影响，例如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四）中还提道：“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这一句话里就蕴含着历史（往时）、阶层（士大夫）、性别（妇女）、技术（椅子）与伦理礼仪（法度）之间的联动关系。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就是由从桌椅板凳到量子力学等无数科技元素沉淀而成的，追究每一事物的来龙去脉，就打开了一个反思空间。

技术史不只是人类的功绩史，更是文化史、观念史和社会史的综合。归根结底，技术史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对于任何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追溯其起源和演变，回到它仍然显得不同寻常的历史语境之中，体味其意义与影响。技术史能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同时让我们熟悉陌生的事物，经过这种“解构—重构”的循环，帮助我们打破固有的成见，跳出时代的局限。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