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增建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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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文理鸿沟需发挥通识教育的功能

 

■关增建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由此导致了英国C.P.斯诺所称的两种文化之争。

斯诺是一位物理学家、小说家,1959年5月,他在其母校剑桥大学做了一个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演讲中提道:“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嗣后,斯诺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阐释了他的观点。斯诺说的这两类群体,代表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分别对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两种文化之争,即今言之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斯诺认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难以融合的,由此导致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人们困惑的问题难以解决。他的这一说法,被人们称之为“斯诺命题”。

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理由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和专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这两种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和所使用的方法及工具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彼此相互鄙视,相互攻讦,由此自然容易导致社会的撕裂。两种文化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文理学科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学科思想方法和训练方式的不同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导致了文理学者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

斯诺两种文化命题的提出,可以引起人们对该问题的重视,并设法加以弥补,但也不排除因为该命题的提出,引起学者某种程度上的身份认同感,从而无意中加强了对自己学科的归属感,有意无意之中加大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痕。

事实上,斯诺命题的提出,是60年前的事,自该命题提出后,社会的文理鸿沟不但没有弥合,双方反而愈行愈远,不断加大。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分裂。

1996年5月,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为批判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科学的漠视以及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的否定,向著名的社会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提交了一篇题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诈文。所谓诈文,是指文中故意人为设置了许多常识性科学错误和混乱的逻辑。该文被《社会文本》采纳并发表。接着,索卡尔又在《大众语言》杂志发文,揭露了诈文一事,引起知识界极大的震动。索卡尔事件被人们称为“科学大战”,是科学界对后现代理论就科学问题置喙表达不满的产物。

由两种文化命题发展到科学大战,标志着科学与人文从最初的彼此漠视,发展到了科学界与后现代主义者彼此相互敌视的程度,是文理鸿沟不断加大的具体表现。

科学与人文分裂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只要科学技术实现了建制化发展的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中国,两种文化间差异的程度与欧美社会相比,毫不逊色。如果对中国近年来一些公众事件比如转基因食品的应用、核电站的修建、大型水电站的开发等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做个统计,不难发现,赞成和反对的双方每一方在学科背景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使社会出现了人为的鸿沟,大大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两种文化的对立程度为什么不亚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原因无他,除了科技发展建制化必然会带来的人文学者与理工学者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接受的高等教育继承的是欧美传统,大学多为综合性院校的校园氛围,对于弥补大学生因文理分科导致的知识结构欠缺,多少可以有所裨益。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有段时间“以俄为师”,对高等学校学科布局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大学从综合性院校变成了专科大学,这对弥合文理分裂现象带来了难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既说明了数理化基础学科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在文理分科背景下,理工科学者对人文学科的睥睨。

“文革”结束后,高等院校迎来了新一轮布局调整,很多高校由原来的理工为主的大学,纷纷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一时间成为中国高校发展的新潮流。但这种调整,大多是出于提升学校档次的目的,是为了学校发展而不是着眼于对学生的培养需求。

此外,从中学开始的文理分科,则进一步加剧了未来学者的文理分裂。

文理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学者知识结构的不完善。要改善这一状况,需要着眼于未来,从现在的青年学生着手,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途径是大学教育。遗憾的是,过去我们的大学强调的是专业教育,希望培养的是各行业的行家里手,后来,教育主管部门意识到单一专业教育的不足,开始提倡素质教育,再后来,一些大学开始把国外的通识教育引进国内,使我们的教育逐渐开始重视如何对受教育者进行全面培养这一问题。

通识教育本质是要培养能够面对时代挑战,具有健全知识结构,负责任地助益社会发展的公民。这与人们期待的弥合文理鸿沟的愿望是一致的。要使学生具有健全的知识结构,首先就要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下功夫。在美国,哈佛大学致力于通识教育多年,其通识教育模式受到世界多数大学的赞赏。该校将本科学生课程体系分成三大块,分别是专业课程、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专业课程当然是要培养学生所应具有的专业知识,这是任何教育家都认可的。专业课程占比不超过总课程门数的一半。选修课是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和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素质,这部分课程量占总课程门数的四分之一。通识教育课程则是精心设计的为满足学生具有健全知识结构所必须的那些课程,占总课时量的四分之一。哈佛大学21世纪通识教育改革报告中将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分成八个向度,要求学生在每个向度至少修习一门课程。这八个向度分别是:审美与诠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宇宙科学、世界诸社会、世界中的美国。每个向度又包含若干门课程,其中每门课程都需要满足该向度的要求。显然,这样八个向度的课程学习下来,学生的知识结构应该是比较健全的,在文理分裂的今天,他们应该会对弥补文理鸿沟作出自己的贡献。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是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在哈佛的传统下设计出来的,能够满足哈佛大学的教育目标、满足美国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中美社会环境不同、教育目标也不会完全一样,但在弥合文理鸿沟、促成社会健康发展方面,彼此的期望是一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参考国外通识教育的先进理念,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大学教育的实际,设计我们的通识教育,使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新一代的大学生,能够成为弥合中国社会文理鸿沟的生力军,通过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和谐、更健康地发展。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9-06-14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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