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十分丰富，除了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中阐发了他多年的从幼儿到青少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国民教育的见解之外，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尤其是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部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他关于道德教育的哲学意义和具体步骤，论证了道德教育的本质不是外在的教条灌输，而是对每个人的理性本质的内在的启发。道德教育的方法虽然可以把榜样的示范当作初级入门的手段，利用人的感性初步形成某种道德习惯，但这还只是道德教育的准备性的第一步。真正的道德教育却在于从这种榜样的感性激动作用中领会到它的理性的普遍法则，并最终归结到自己心中的自由意志的自律，这才能使学习者摆脱伪善，从表面的合法性进入真正的道德性。最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教学法”中也提出了由道德教师来酌情掌握的三阶段的技术法规，即面授法、问答法和对话法，这是很实用的。

——《康德论道德教育》，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贾向桐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在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过程中，科学的理论终结论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传统“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将为“数据—驱动”模型所取代。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种思潮既彰显出经验主义借助新技术展开的逻辑可能性，又展现了技术乐观主义对未来科学发展规划的新图景：海量数据使得“预测”成为科学工作的基本重心，而“相关性”则成为其背后的根本依据。随之，科学模型的建构不再必需，而以“演绎”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也不再必需。但理论终结论在夸大经验数据独立性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人类理性维度的意义和价值，理论终结论的得出还为时过早。

——《论当代大数据发展中的理论终结论》，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韩梦洁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在美国版图自东向西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各州高等教育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逐渐发展起来，进而受各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程度以及本州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当前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基于历史变迁和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各州人口规模、财政支持、经济收入始终对美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1995—2015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美国高等教育布局与这三个影响要素具有强相关性。

——《美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历史变迁、现实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02期

朱小田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

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史的“人类学转向”中，背负非历史主义冤名的功能派人类学一直遭到西方学界的拒斥。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开始，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者在关注文明社区生活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派特色鲜明的历史观。作为对前此（进化论派和传播论派）人类学的不满，费孝通否定了“单线进化”的历史意识，但面对急剧变动的近代社会，他毅然自我否定，实现了历史意识的回归。这样的历史意识源自生活变迁的现场，着意于实际生活中仍在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从而确定了其“历史”方位；这样的历史意识滋生于特定的时空，偏好草根阶层的文化，表现生活关系的整体性，展示历史的日常样态。人类学的日常史重构主要是在田野中完成的。在那里，费孝通对物质文化、口传、碑文和历史传说等材料进行生活的印证和释读，充分发掘其中的思想史价值，体现了功能主义本色。重温费孝通的学术理念，完整叙述其功能主义历史观，对于疗治西方学界的选择性失忆，构建中国社会史理论和话语体系，当非常有益。

——《论费孝通的历史观》，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02期

李三达

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从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开始，言语和书写被看作是接近真理的两个基本途径。然而，自苏格拉底判定言语相对于书写的优先地位以来，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许多争议，而在20世纪，这种争议演化为三种讨论书写政治的路径。第一种是德里达的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哲学道路；第二种是朗西埃的从文学性出发的文学政治理论道路；第三种则是年鉴学派及相关书籍史、阅读史学者的历史学道路。这三条道路中，哲学和文学道路都基于主张主体消失的后结构主义浪潮，阅读史研究则坚定地站在了捍卫经验主体的立场之上。但是，网络的诞生使得所有非主体立场都具有了鲜活的意义，而以媒介历史为基础的阅读史研究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书写的政治迎来了全新的平等主义时代。

——《言语与书写的战争——通往书写平等权利的三条道路》，载《文学评论》，2019年03期

栏目主持：韩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