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生

前不久，清华大学在修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时不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生毕业的唯一依据，引发学术圈热议。随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解释称，这只是“文字表述发生少许变化”，丝毫没有降低或提高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条件。

我国的研究生学位教育有四十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和两种模式。第一个阶段属于早期培养研究生时期，例如，我国首批博士毕业生的学位发布仪式于1982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足以说明其庄严和隆重。那个时期的大学有一批高水平的老一辈科学家，他们有的接受过欧美国家著名大学研究生教育。

第二个阶段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个阶段的研究生导师以我国自己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师资为主。这些师资中多数没有出国经历，即使有的人在改革开放后利用国家留学政策出国交流，由于语言及生活习惯差异，也并没有学到太多欧美大学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真金”。有的研究生导师常纠结于欧美研究生培养评价模式与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模式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阶段培养的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

第三阶段为近些年大量“海归”学者回国服务。他们将海外知名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和理念带回国，并试图在自己学校或部门实践。然而，由于我国高校的体制特色，研究生录取和培养过程不完全由导师说了算，也存在诸多问题。

笔者揣测，清华大学发布的博士研究生毕业条件中的文字少许变化，属于第三阶段，用以前时髦话讲就是“与国际接轨”。例如清华大学坦言，他们当下实行的“长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做法就是效仿欧美大学的职称聘任做法。当下大量海归学者和国家每年派出的大量高校教师出国交流访问，使得这种实质性的“与国际接轨”逐渐成为可能。然而，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特色与管理体制使得这种接轨的过程异常艰难，需要一个长期“磨合过程”。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培养博士研究生呢？这个答案似乎有点“见仁见智”。

在一些世界知名大学，教授们无论做科学研究还是培养研究生，其实都是自己说了算。一位海归教授谈到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科学精神和培养研究生的理念时表示，MIT教授们具有高度自律、高度钻研精神，“科学研究只有最好，没有更好”的价值观。这些先进理念造就了MIT世界范围内诸多科技领先的品牌效应。

MIT几乎对教授和研究生并没有要求在多长时间内发表多少论文，更不在意发表论文刊物的“级别”和“点数”，只要领域内影响大（同行说了算）就可以。由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工作量通常比较大，所以一些博士生在读期间没有发表过论文。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厚积薄发”，经历过如此严苛与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训练，还会担心出不了高质量成果吗？

期待，我国的研究生导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能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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