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留科

传承和创新河洛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坚持多学科研究视角，使文化的思想火花不断融合、交汇与创新，又要立足河洛、跳出河洛，超越历史、贯通古今，把河洛文化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立足全球语境和国家形象塑造，加强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探寻河洛文化的渊源，追溯其发展脉络，探求华夏文明之根，探索新时代河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增进文化认同和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河洛文化之“源”

所谓河洛地区，主要指今天河南省西部和中部、陕西东部以及山西南部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史记·封禅书》又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由此可知，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河洛”既有地域上的意义，又有人文上的内涵。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状况及实际影响范围可知，司马迁所说的“河洛”，是泛指以黄河、洛河交汇之地的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诸地区，是所谓“天下之中”“中国”之源（见西周《何尊》铭文），是中华先民最古老的繁衍生息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因此，一般谈及华夏民族、追溯中华远古文明，都要谈到“河洛”。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到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再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华文明早期的历史遗存在这里可以说是星罗棋布。这里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夏、商、周以来长期是国都所在，周公在这里制礼作乐，新的思想学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成果在这里产生，这里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正因如此，诞生、形成、发展、繁荣于此的河洛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主导和正统地位。简言之，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

河洛文化之“脉”

河洛文化主干为夏商周三代政治覆盖之下的河洛地区的文化现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引领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在悠久绵长的历史长河中，河洛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交流互动，相得益彰，不断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营养，持续充实完善自身，形成了先导性、开放性、持久性等特点。其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外扩散，播迁至赣、闽、粤、台乃至海外，形成了赣鄱文化、客家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等一系列亚文化。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儒家经学、道家经典、释教佛学、老庄玄学、谶纬神学、伊洛理学，或肇始于斯，或兴盛于此，其影响从秦汉到唐宋以至近代数千年，同时以人口迁移为途径传播四海。

追溯河洛文化的发展脉络，诞生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发展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鼎盛于隋唐北宋，宋以后开始转型或中衰，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复兴期。

河洛文化滥觞期是河洛文化起源的历史时期，即中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早在距今70万年前，这里已经有栾川人在此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经过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几个阶段，社会生产力更加进步。磨制石器、陶器不断被加以改进，冶铸技术开始出现。生活在河洛地区的华夏部族率先摆脱了野蛮和蒙昧，建立了早期国家，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文字、科学技术和原始的美术、音乐、舞蹈都与这一地区关系密切。古老的河图洛书也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从五帝的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来看，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形成期。当时河洛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河洛地区率先实现了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和都城，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都城制度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史官文化，在这里诞生并逐步完备。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创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儒家学说之“礼”即肇始于制礼作乐。春秋时，东周王室的守藏史老子撰《道德经》五千言，开创道家学说。法家的先驱者子产、邓析，法家的创立者李悝、申不害，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等都长期生活、活动在河洛地区。以上这些，加之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古老的史书《尚书》的面世等，都标志着河洛文化的形成。

西汉初都洛阳，后迁长安，以洛阳为河南郡治。河洛文化进入发展期。袁祖亮在《略述丝路沿线的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西汉时洛阳人口较长安多八万，表明当时洛阳的经济、文化繁荣绝不逊于长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皆曾建都洛阳，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兴盛。由西汉末期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至东汉时，在洛阳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潮，先后在光武帝时、章帝时、桓灵之际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最后古文经学集大成者郑玄的“郑学”成为此后经学的主流。洛阳太学是当时讲授儒经、著书立说、抒发己见、相互诘难的重要场所，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太学生最多时达到三万余人。熹平四年（175）刻立的熹平石经，是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之后的曹魏、西晋，均曾重兴太学。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形成、发展、碰撞、融汇。如玄学在洛阳及周边地区形成，佛教学说在这里传播和弘扬，道教的改革也在这里开展。洛阳及河洛地区是北方乃至全国的思想学术中心。

隋至北宋五百年间，河洛地区长期是国家的首都或陪都，经济、文化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河洛文化也进入到了它的鼎盛期。隋唐时期河南的思想家有韩愈、刘禹锡等人。韩愈倡导新儒家的道统学说，成为中唐时期反佛的代表；刘禹锡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其著作阐述了进步的自然观；李筌则融合了道家和兵家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和军事思想。宋代学术昌盛、学派众多，讲学之风很盛。程颢、程颐兄弟长期在洛阳居住、著述和讲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派别，人们称之为洛学，又称道学。二程在政治上主张行王道、施仁政，还认为国家的兴衰存亡与人才有很大的关系。二程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阐发六经，以“理”为核心和最高范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理论体系。二程有很多门徒，来自全国各地，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学说，洛学也得以在各地传播，形成了一些新的地域学派，其后朱熹发扬光大二程的洛学，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临安（今杭州）。此后的元明清时期，河洛地区逐渐失去了以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辉煌不再，河洛文化逐渐走向衰弱。明清时期，河洛地区虽然也产生了一些理学家及学术成果，但与当时其他地区相比，已处于低谷。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河洛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为此，全国政协专门成立了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学界开始对河洛文化进行广泛、深入、系统的探索研究，同时也注重河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创立新的学科“洛阳学”，河洛文化进入了复兴期。

河洛文化之“蕴”

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脉传承，光辉灿烂。在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河洛文化与其他区域性文化相互撞击、融合、补充，共同创造了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先导性、开放性、正统性、持久性。先导性是指河洛地区率先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由野蛮跨入文明，诞生了最早的国家；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首先创立或传播于河洛地区；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的许多篇章诞生于河洛地区；偃师二里头斟鄩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这里出土的原始瓷残片、郑州商城出土的原始青瓷器是我国最早的瓷器等等。这些都充分展示出河洛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其他地域文化具备创先导向作用的特征。开放性是指河洛地区居于天下之中，交通便利。这里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又是隋唐大运河的中枢。这便于河洛文化辗转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又利于接受其他地区优秀的文化成果。如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就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洛阳，进而辐射全国的。河洛地区长期的都城历史，又促使诞生、形成、发展、繁荣于这里的河洛文化，具有明显的正统性，是历代统治者遵循、推行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算起，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连绵不断，一脉相传，迄今河洛文化已有大约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显示出河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性。

河洛文化之“进”

进入新时代，河洛文化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文化资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传承和创新河洛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坚持多学科研究视角，使文化的思想火花不断融合、交汇与创新，又要立足河洛、跳出河洛，超越历史、贯通古今，把河洛文化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立足全球语境和国家形象塑造，加强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唯有将多学科研究视角、新时代使命情怀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交流原则共同纳入新时代河洛文化研究之中，才能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不断巩固扩大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成果。唯有将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学术创新、高度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才能坚守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态度、展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河洛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核心，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主流进程相伴随。在分析和认识河洛文化对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时，总结和提炼河洛文化中可以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主要内容，结合对河洛文化精神内涵的深入发掘，有助于塑造文化自信的民族精神，全面助推我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河洛文化可以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内容很多，如河洛文化中的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包容与开放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河洛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从先秦以来就已经出现，到两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黄河流域战乱乃至南北对峙、东西分裂的出现，追求大一统的局面、在此实现大一统是建都河洛地区的统治者的不懈追求。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理念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并且成为推动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发扬和继承这一优秀的地域文化，为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文化的精神力量，是河洛文化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河洛文化之“力”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诞生地。在中国文明数千年演进历史中，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文化，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强大的政治优势，长期居于主干、主导与核心地位，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论，河洛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而且以河洛文化为核心文化的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主体。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其影响从秦汉到唐宋以至近代数千年，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人口迁移为途径传播四海，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

河洛文化是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根基。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河洛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象征，同时也是中华五千年民族史的活水源头。在古代中国，河洛文化曾经彰显出巨大的文化软实力：对内，它凸显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了中国长久的繁荣昌盛；对外，它广受其他文化的认同和推崇，展现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今天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古代中国相比相对弱势，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刻不容缓。河洛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文化，蕴含着“国家至上、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对内有利于解决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问题，对外可以有效解决阐释力和参与力问题，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对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河洛文化具有凝聚中华儿女的强大向心力。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在历史上曾经充分发挥了其文化的融合性，促使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步入新时代，它在凝聚民族精神、巩固民族团结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体现了历久弥坚的大一统思想和根深蒂固的“中国意识”，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基因，充分彰显了吸收、包容、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河洛文化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度出现分裂局面，但一旦处于中心地位的王朝居于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很快便以中央王朝的名义和号召力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河洛文化是一种根文化，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对自己的祖居地怀有深厚的情愫，都被河洛文化的强劲凝聚力和向心力牢牢团结在一起。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客家人，他们在历史的变动中屡次播迁，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坚定地传承着河洛文化，自豪地称自己为“河洛郎”。河洛文化同根同系、同源同祖的深层意识对中华儿女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情感吸引力，具有维系和连接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强大向心力，成为凝聚中华儿女、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在新时代思想文化空间高速扩展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只有立足于文化自信，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文化自信是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国家软实力建设与拓展的重要支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特别重视乡土之情，依恋本源，讲究重生报本、尊祖敬宗。河洛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体，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中华传统文化、民族血脉强大凝聚力的感召下，当代世界各地华人华裔纷纷回归祖国故土寻根祭祖。中华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的科学技术，也离不开传统的文明和文化基础。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认同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港澳台地区、全球华人和内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正是这些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故土，才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这是民族强盛、国家统一的根本。

在同世界诸文明的交往中，河洛文化充分展示了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外来文明的尊重、认同和推崇。河洛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扬弃周边地域的文化，从而使自身日臻完善与成熟。河洛文化蕴含的“和合精神”“开放创新”“厚德载物”等精神内涵和古丝绸之路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思想精髓异曲同工、一脉相承。河洛文化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特点使它成为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情感纽带。弘扬河洛文化精神，对于展现大国担当、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拓展文化共享空间、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发展、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文化交流互鉴、促进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与强烈共鸣、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的战略与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权力—知识视角下遗产旅游地的空间再生产研究”〈编号：41601145〉研究成果，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