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在斯诺提出存在两种文化割裂的60年后的今天，情况是否已有了变化？新学科与高技术的发展，如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是否拉近了科学与人文的距离？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否必定导致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高等教育中的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现象是否有所改观？

“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将邀请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等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人士发表看法。

■刘钝

谈到“两种文化”，人们立刻会想到英国学者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那场著名演讲，其实，有关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后来那么明显罢了。

古希腊的许多哲人都是文理不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能将灵魂引导到真理”的四门学艺，顺序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加上语法、逻辑（雄辩）和修辞，构成古希腊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罗马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西塞罗等古典拉丁作家都留下了论述，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全面掌握这七种“自由艺术”。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学者波埃修首先使用拉丁文Quadrivium表示算术等“四艺”，还分别为它们撰写了入门读物。过了200多年，另一个对应词汇Trivium现身拉丁语世界，用来表示语法等文科“三艺”。

在西方中世纪的修道院或类似学校中，“三艺”为初级学艺，“四艺”为进阶课程。今日英语中表示“琐碎”“次要”的单词trival，就脱胎于这种中世纪的知识划分。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大学，同时，数学、力学、光学、天文学以及医学都获得新的发展，其结果是学科专业化与学术割据的出现，教授与学习“四艺”的人，自认为高出文科学者一等。文艺复兴常被人说成是一场对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全方位回归，包括古代科学在内。但是也有研究者恰当地指出，在大学里，早期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三种初级学艺对四种高级学艺的反叛，也就是那些教授正规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不甘充当配角的人对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反叛。这些人被称为“语文主义者”（umanisti），其主要诉求是恢复古代语言文字的纯正风格，后来不知怎么同“人文主义者”混淆了，其实“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是19世纪的发明。在14~15世纪意大利的语境中，“语文主义者”指的就是钻研语言文字这门学问的人，它与“人文”“人性”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西塞罗，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语言，有教养的人必然是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彼得拉克是一位诗人，他生活在14世纪，作为意大利人却长期居住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当时法国王室势力强大而专横，竟干预罗马天主教廷的事务，1309年法国籍的教皇克雷芒五世把教廷从梵蒂冈迁到阿维尼翁。

彼得拉克终生梦想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荣光，他厌恶大学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对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们使用的优雅语言顶礼膜拜。他本人曾发现西塞罗和李维的若干作品，还试图学习希腊文。他的努力带动了后来的人文学者们从修道院发掘古代文献的热潮。彼得拉克还曾公开批评医学，在一篇名为《对医生的指责》的文章中，他用刻薄的语言挖苦医生：“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修辞学委身医学，让主人服伺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

15世纪下半叶，美第奇家族的大当家洛伦佐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发现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瞧不起帕多瓦的大师们，认为后者的见解是“古怪的和充满幻想的”。实际上他在这里揭示了文艺复兴盛期的两种不同文化走向，分别以佛罗伦萨与帕多瓦这两所城市为据点：前者是以“回到柏拉图”为信条、高扬人性第一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们；后者是坚守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以精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旗帜的医生和科学家们。

1515年，一群深受彼得拉克影响的青年诗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匿名者信札》的书，信件模仿某些大学教师的口气，故意用蹩脚的拉丁文写成。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学术诈文事件了。钱玄同与刘半农在1918年、索卡尔在1996年都重演了类似的喜剧，不过钱、刘的嘲讽对象是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保守势力，索卡尔揶揄的是那些追逐后现代风尚的当代人文学者，而意大利的“语文主义者”诗人们攻击的对象，多数是以讲授“四艺”和医学而在大学拥有特权的教授。谁代表进步的一方，谁代表保守势力，以当时的语境是很难断然下结论的。

早期文艺复兴对四种高级学艺的非难，以及19世纪学者们过于简单的“复兴—进步”图式，引起一些科学史家的不满。

法国物理学家兼科学史家迪昂以“发现中世纪”为帜志，认为中世纪并非一片黑暗，其中许多科学议题对17世纪近代科学的诞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的看法颇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他认为：“无论从科学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文艺复兴都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退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愚钝，却是诚实的，而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哲学，即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寻求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些思想非常空泛的浅薄混合物。”

另一位法国科学史家科瓦雷则持相反态度，他称颂文艺复兴导致人们重新发现柏拉图的美学意义，认为近代科学的诞生代表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颠覆，数学对经验的复仇；换言之，他肯定文艺复兴时代柏拉图主义的复苏影响了哥白尼—伽利略革命。

无论萨顿对文艺复兴的恶评还是科瓦雷的赞美，乃至“语文主义者”们对大学教授的口诛笔伐，都折射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学术旨趣的差异。放在“两种文化”的框架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割裂的图景也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氛围。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文艺复兴还催生了一类新型人物，从专业训练和教育背景上他们更接近艺术家和诗人，而与大学里的专业学者异相旨趣。布鲁内莱斯基、阿尔贝蒂、弗兰切斯卡、达·芬奇和丢勒，对建筑与雕塑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力学，对人体的描绘使他们接触解剖学，对三维图像的精确表达使他们研究几何学和透视学。这些人混杂了学者与工匠这两种传统，科学与人文在个人身上得到很好的平衡。甚至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四门高级学艺都得到非常精致的表现。

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高度重视科学与技艺，他邀请数学家达朗贝尔担任副主编，伏尔泰、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等人纷纷撰稿。《百科全书》的副标题是“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1751年首版扉页的插图完美地表现了编纂者的宗旨：一个代表真理的女神沐浴在光明中，代表理性和哲学的两位女神正在揭开罩在她身上的轻纱，下方还有十来位女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都在其中并居显著位置。

启蒙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相当另类，他通过赞美斯巴达贬低雅典来申扬其反理性主张。在1750年第戎科学院举办的征文大赛中，卢梭对“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的题目作了否定的论述并一举夺冠。他指出文化在赋予人类种种非自然需求的同时，也强使他们受制于这些需求。他说科学产生于卑鄙的动机，文明令人腐化，只有野蛮人才具有高尚的德行。这些思想在他1754年的《论不平等》中被进一步发挥。当卢梭把这一著作送给伏尔泰后，后者进行了尖刻的嘲讽，两位启蒙大师从此反目，对立如同水火。严格说来，卢梭的反理性并不涉及“两种文化”的分野，但是他强调尊重人的天性和感情的思想，对欧洲后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浪漫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启蒙的反动。

法国人对伏尔泰和卢梭给予了同样的尊崇和荣誉，他们的灵柩都被安放在先贤祠，两个墓室面对面。夜阑人静，游人散尽，两位哲人是否还在继续他们的争论呢？

（作者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百科全书》1751年首版扉页插图：一个代表真理的女神沐浴在光明中，代表理性和哲学的两位女神正在揭开罩在她身上的轻纱，下方还有十来位女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都在其中并居显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