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斯特林 斯蒂芬·马丁

大多数大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如今世界面对的问题已经在改变。在过去的近100年中，高等教育一直致力于培养人才、为未来做准备，以应对战争、经济、社会的剧变。然而，如今的状况却发生了变化。

目前，我们处于人类世（此前由权威科研小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发表于《自然》，认可地球已进入新的地质时代，该新的地质时代被称作“人类世”），就必须赢得一个安全和宜居的未来，而不是假设拥有一个安全、宜居的未来。如果人类接受当前环境发出的警告，那么留给人类赢得美好未来的时间就不多了。

最近，发表在《生物科学》上的一份相关报告首次使用了“紧急状况”一词，并由11000名科学家联名签署，明确证实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他们指出“为了确保拥有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

报告警示道，如果不对影响气候变化的人类活动作出深刻而持久的改变，那么世界将面临巨大的灾难。报告呼吁，“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和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必须发生转变”。这同样为高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战。

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不论生活得幸福安逸与否，如果人类要在本世纪生存，并消除全球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就需要类进行彻底的改变，尤其是目前加剧危机的大量人类活动和行为须迅速转变。

尽管正处于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自身应对气候紧急情况的滞后性，导致高等教育相应政策和实践反应的迟缓，但是我们要意识到，高等教育在追求和塑造价值观、知识、技能和研究方面的能力是无可匹敌的，而这些对于社会向低碳转变和确保赢得安全的未来，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未来几年，大学所独有的知识、智慧、创新和资源如何配置，将对上述转型的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

最近，《泰晤士高等教育》发表了一封由1000多名学者和主要评论员签署的公开信，呼吁各大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迅速、独立地采取行动”，国际上已有7000多所大学签署了这封气候紧急信函。

这些举措无疑是重要的，并且也很受大学欢迎，但从其背后仍能看出，迄今为止，大多数大学在应对全球气候紧急状况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研究显示，91%的学生关注气候变化。可见，学生对于应对全球气候紧急状况的意识是有的，而高校是否适时提供相对应的教育、教学以及研究是助推的关键。

上周，英国大学和学院环境协会、英国高校联合会等联合为英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领导人发起了新的气候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12个月内收集材料，并打算在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2020年12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提交报告。

据悉，该报告将侧重于制定目标和提出合作倡议，作为两个部门的可交付成果。其高级管理团队被敦促利用其独特的地位、最前沿的学术思想，致力于采取行动以推动变革。鉴于时间所剩不多，人们希望在高等教育中已经存在的关于气候可持续性的国际性文献和实践成果（尽管很多经常被边缘化）能够在委员会报告前被装订整理出来。

然而，参加气候委员会高层会议的大学数量少得令人失望，因此，我们提出了大学的“应对能力”问题。也就是说，鉴于目前的政策、结构和优先事项等的影响，大学是否拥有应对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的能力。

科研、教学卓越框架、竞争性排行榜、学生和工作人员留用等都是如今高校通常关注的问题，而现在我们需要更广泛的视野，将经济和社会福利目标纳入其中，与地球的存亡联系起来，付诸行动，我们还有时间做出调整和改变。

但大学是否正确解读了时代的信号？高校是否有能力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环境中担当起学习型组织的责任、做出根本性调整？

今年2月，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发布了一份报告——《这是一场危机：面临环境崩溃的时代》。报告指出，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继承”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将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除了少数杰出的院校和优秀人才，整个高等教育界还需要多久才能够“正视”这一新的紧迫现实？这无疑需要整个系统文化的转变和高等教育焕发新生机。

（作者单位分别为普利茅斯大学、西英格兰大学，许悦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