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武元

近日，《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指导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文件下发，为反思我国高教研究和高教研究机构建设提供了契机。

众所周知，我国高教研究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路径，它从一开始就以“学科”建制出现，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具有中国特色。

在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正式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以来的近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点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博士、硕士专门人才，除一部分满足知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外，更多的是充实到各高校的行政管理岗位中去。这种发展路径对于培养学科专门人才、维系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高等教育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上世纪末以前，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等一批理论成果，对国家宏观层面和高校中观层面均发挥了理论对决策的重要支撑作用。换句话说，在我国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教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满足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彰显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存在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奠基人和初代学科带头人潘懋元、朱九思、汪永铨等都曾是高校的领导者，他们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高等教育学科深受欢迎的初代学科带头人的特征。他们的这种经历值得我们后来的高教研究者深思。

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数量、规模的急剧扩张引发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尤其是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太乐观，社会用人单位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了质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两大主体（即教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面对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高教研究明显地表现出以下若干方面的不适应：一是囿于“学科”建制，使得后来受过高等教育学学科专业严格培养的研究者有意无意地脱离实际，大都擅长做书斋式学问，导致研究成果滞后于高教发展的需求，无法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二是同样囿于“学科”建制，一方面使多学科研究特征的高教研究逐渐变成“学院派”研究者的专属领地，由此导致高教研究者群体的思维方式相对单一且固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很好地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导致研究范式落后；此外，研究成果科学性不足，导致难以成为各层面教育决策的依据，等等。

高教研究的“短板”，从根本上来讲也可以认为是高教研究机构建设的“困境”。前些年，一些高校纷纷撤并高教研究机构便是例证。这个“困境”突出地表现为：一是研究机构定位不清晰，研究方向凝练不够，从而影响了研究队伍建设的实效，妨碍了其使命的实现；二是投入不足，影响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的实施；三是评价体系不科学，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严重制约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四是研究机构之间尤其是与政府部门、社会用人单位、高校职能部门、一线教师等之间的协同攻关机制缺乏，影响了大成果的产出，等等。

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迫切需要高教研究更好地探索规律、破解难题、引领创新。这是党和国家赋予高教研究新的历史使命，同时对高教研究而言也是挑战。那么，如何补齐“短板”和冲出“困境”，就自然成为新时代高教研究的努力方向。

高教研究如何补齐“短板”？结合《意见》精神，笔者认为，首先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办学理念，立足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以高等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教育教学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其次要推动研究范式、方法创新，推进跨学科研究，充分运用认知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展高教研究，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条件下，高教发展创新的思路和举措，不断拓展高教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高教研究机构建设如何冲出“困境”？笔者认为，首先各高教研究机构要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准确定位发展目标，要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机构建设理念，根据发展目标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建设能够支撑研究方向的研究队伍；其次要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源，增加投入，尤其要根据机构的目标和任务，着力建设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数据库（不是简单购买现成的数据库），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再次要注重与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用人单位、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等建立起“政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机制，不断提升解决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各层面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最后要完善科研考核和人才评价制度，营造潜心学问、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