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60年后的今天，两种文化割裂的情况是否已有了变化？以此为背景，本报推出“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科学网首页同步该专题）。

专栏得到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等的积极支持，截至今日，共刊发文章22篇，对两种文化的历史渊源、是否分裂、该不该弥合、如何弥合等话题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科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为此专栏最后一篇，欢迎大家对本报科学文化报道继续关注。

■田松

近期两种文化的话题重新提起，C.P.斯诺又被引用了若干次，这才意识到，今年是斯诺发表那个著名的瑞德演讲的60周年。2003年，当《两种文化》上海科技版问世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科学文化：回归斯诺与超越斯诺》。其中引用了英文版导言作者斯蒂芬·科里尼的一段话：

第一，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两种文化·导言》，pp1－2）

这个概括比较平和，也算准确。“科学文化”这个概念已经进入了词典，所引发的争论延续至今，隔一段时间就掀起一个小高潮。

一

目前常见的表述是，斯诺指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分裂，所以才会有人主张弥合裂口、搭建桥梁。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引起了批评。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同在剑桥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

1962年，利维斯在唐宁学院的里士满讲坛发表了一个言辞激烈的演讲。我尚未读过利维斯的原文，只见过2003年版《两种文化》导言作者的转述。这几天又看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曹莉教授的文章（《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回顾与思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值得大段引用。

在利维斯看来，斯诺对在文学、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无知使他没有资格以一个权威人士的口吻来谈文化。由于缺少常识和自知之明，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是一个“伪命题”；只有一种文化（科学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就是一个民族经由语言集体创造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学是其最高范式。将第二热力学定律等科学专业问题与莎士比亚等文化常识问题相提并论是荒唐可笑的。

简而言之，利维斯指出了两点：其一，这是一个伪命题；其二，斯诺没有能力和资格讨论他所提出的问题。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斯诺是跨界高手，又是科学家，又是小说家，最有资格讨论这个话题。不过，这两个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建构的，尤其是中国人，把scientist翻译成了科学家，就抬高了视角。而在斯诺的同时代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平常平庸的科学工作者（scientist），并未作出多么了不起的贡献。至于他的小说，在利维斯这位文学批评家看来，还未入门。利维斯说：

斯诺充其量是一位现代工业文明生长出来的新型“文化”的代表，他代表一种现代文明的征兆，一个用外在的、物质的和机械的文明来围剿和摧毁内在的精神文化的反面教材。他的瑞德演讲无非是借“两种文化”之名，行科学主义、大众文化和技术边沁主义之实。（转引自曹莉文章）

所谓时势造英雄，斯诺在他的瑞德演讲之后，声名日长，声播海外，获得了诸多荣誉学位。一个僭越者成了文化权威，一个伪命题成了学术热点，利维斯看了三年，终于出手。曹莉教授说：

最令利维斯不安的是20世纪文明的堕落—— 一个造就了斯诺又转而将他“接受”和“创造”为“一个知识的权威”的20世纪文明，无疑进一步从事物的反面揭示出斯诺的意义和斯诺的重要性——斯诺的无知实际上是20世纪英国全社会的无知、斯诺的功利是英国20世纪全社会的功利，这在有文化的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

国无良士，便使竖子成名。利维斯很像是堂吉诃德，他明明知道，成就斯诺的是那个时代，那么，他挑战斯诺，其实是在挑战那个时代；他批评斯诺，其实是批评芸芸众生，批评斯诺的追随者。所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曹莉教授写道：

令人遗憾的是，里士满演讲发表后，学界聚焦更多的是利维斯用词带有人身攻击的尖刻态度，而不是斯诺命题的真伪和是非。利维斯甚至被扣上了为了文学而反对科学的帽子。更令人沮丧的是，他对斯诺的严厉谴责被视为两种文化冲突和分裂的实证。随着争论的继续，斯诺和利维斯分别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阵营的典型代表。

如果利维斯对这个结果气急败坏，我一点儿也不意外。他本来是要灭火，却在火上浇了一桶油。他的批判反而成了对方的例证，这当然也是时代的问题。

沿至今日，斯诺的瑞德演讲影响深远，两种文化几乎成了日常话语，而利维斯的里士满演讲，则知者寥寥。倘若利维斯重生，他会发现今天更是斯诺的时代。

二

同样的事情早就在中国发生过了，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玄论战。玄学派说，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派则宣称要建立科学的人生观。摩登的科学派在当时就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沿至今天，在大众语境下，说起那场论战，人们津津乐道的也是科学派的胜利。至于玄学派，一看这名号就会让人联系起封建迷信，嗤之以鼻。只有少数学者，会重温学衡派的思想。

回过头来看我2003年的文章，对斯诺的评价竟然就是有所保留的。到了今天，我更愿意接受利维斯的观点：不存在两种文化，只有一种文化。在我看来，与其说斯诺阐述了一个问题，不如说建构了一个问题；与其说描述了一个现象，不如说制造了一个现象；与其说是提倡了一种文化，不如说是在主张一种价值。

回到斯诺那个时代，社会意识中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利维斯所说的文化，玄学派所说的文化，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它的永恒问题与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社会为什么存在，人类为什么存在……个人与社会对于未来的构想，是建立在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回答之上的；人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也是建构在这样的文化之上的。而文化的代表，当然就是作家、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建制化了的科学和技术已经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结构性地位。没有科学家、工程师，能造出来火车轮船吗？能造出来飞机大炮吗？当然不能！尤其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不仅仅建构在当下的科学和技术之上，而且建构在未来的科学和技术之上。于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获得了关于未来的话语权——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今天发明了什么样的科学和技术。

对于这些发明，大多数人文学者是无知无视的。然而，这些无知无视科学发明的人，却是文化上的权威。并且，在这些文化权威看来，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是文化不高的。他们能够发明出一个又一个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东西，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但是对于人为什么活着这类问题，没有深入地思考过。他们知道怎么样造桥，却不去反思为什么造桥。他们知道怎么造炸药，却不去反思为什么造炸药……对于这样的鄙视，科学家和工程师感到委屈，并且不服。这些人文学者，无非就是写诗、唱歌、讲故事，想一些没有用的问题，哼。

这时，斯诺出现了。斯诺告诉他们，文化不只有一种，你们代表着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叫科学文化，如果再有人鄙视你们，问你们看过莎士比亚吗？你就算是没有看过，也不用自卑，而是要理直气壮地反问：你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

斯诺这种说法，当然会受到广大的不大有文化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的欢迎，原来我们这些东西就是文化！原来我们也是文化人！原来我们是文化权威！我们代表着另一种文化。

三

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1937年说：

我们的时代在这方面远超往昔：科学研究硕果累累，技术应用日新月异。谁能不为此欢欣鼓舞？但是请别忘记，仅靠知识和技艺不足以让人类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道德标准的践行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佛陀、摩西、耶穌的贡献比所有才智之士加在一起的贡献还要大。 （《爱因斯坦谈人生》，[美]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编选，李宏昀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在这位公知看来，科学和技术固然值得赞美，但单凭它们，不足以让人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在他看来，“高尚道德的践行者”要比科学家——“客观真理的发现者”——重要得多。我能够想象，这种说法在今天会招来多少板砖。如果谁把这话贴在微博上，会不会被某些人斥为神棍？但是，我之所以特别要引用这段话，是因为这位公知的名字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同样在1937年，爱因斯坦还说：

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

身为科学家，爱因斯坦并不认为，科学能够独立于文化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与利维斯是一致的。科学只是文化之树的枝杈。而文化之树，则要使人类向善，把人从单纯的物欲中提升出来。科学这个枝杈要为这个终极之善服务，才算是文化。否则，便是反文化。

但是，到了1959年，斯诺把科学这根杈给掰了下来，插接出苗了。科学自立文化门户，竖起科学文化的大旗。而以往的那个文化之树，则被指称为人文文化。仿佛真的有两种并列的文化，并且，分裂了。

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伽利略在科学之杈上做过这样一个努力，不去问“为什么”，而是关心“怎么样”。亚里斯多德关心物体“为什么”下落，他给出了诸如目的因、形式因之类的解释，伽利略则关心物体“怎么样”下落，得到一个自由落体定律，给出了下落高度与下落时间的数学关系。至此，科学家放下了对于“为什么”的终极问题的追问，致力于寻找“怎么样”的数学关系——由形而上的道，转向形而下的术。

当科学被奉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之后，术便成了道。人一旦以术为道，道便不复存在。他们以发明出一个又一个神奇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东西而感到荣耀，原子弹、滴滴涕、基因编辑……而不去追问这些活动能否“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他们辩护的理由更多的是这些新事物如何能够满足“生理上的生存”，并且认为这就是文化。进而，人们把科学发展本身当作目的，不接受对科学的任何约束。比如某些人认为，科学突破伦理是理所应该的，伦理约束科学则是有害的。

斯诺完成了一场科学对文化的反叛，实现了科学对文化的僭越。利维斯对文化的捍卫，只是一场徒劳。

四

现在，硝烟散去，只见科学文化的大旗漫山遍野，猎猎飘扬。城头变幻大王旗，世界已经变了。

这场变化的后果，用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的话，就是他的一本小书《技术垄断》的副标题，“文化向技术投降”；用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话说，则是“文科已死”。

曾经作为文化代表与象征的人文学术，正在按照当下科学活动的范式被改造着。人文学者沉没在一个个分割精细的领域中，不再承担对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反思的人文使命。今天的科学，不再是爱因斯坦的科学；今天的人文，也不再是利维斯的人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