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巍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伴随着“互联网＋”新经济新业态，被认为是非正规就业、非标准就业的灵活就业也注入了新内容，劳动供应方式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灵活，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辨识也因此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进而对作为劳动法规基石的劳动关系提出了许多待解的新课题，有关灵活就业的工作性质、从属程度、权益边界和保障方式均需审慎认定。建立“互联网＋”新型劳动关系的一个迫切要求就是制定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工作的专门劳动法规，以保证协调和处理有关纠纷时有法可依。政府和工会系统还必须重视有更高能力要求的劳动者“可雇佣性”问题，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能力建设途径和社会保障条件，以增强灵活就业者的“灵活安全性”。

——《灵活就业、新型劳动关系与提高可雇佣能力》，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吴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拘囿于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学院派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多为“无本之学”，制造了诸多“美学的谎言”，无异于“对文学的犯罪”；文学研究者、批评家应不时自我反省：“我知道什么？”“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哲思路径有二：其一，返回中国文化之“本源”，通过“回向”即“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在“进”—“出”—“进”反复往返的研究过程中，祛除“理障”或“知识障”，既明“物理”又通“心理”，抵达圆融的智慧之境；其二，“思即言”，一方面接续中国古代悠远的述学传统，包括五四文人之“文脉”，另一方面汲取西方“Essay”的创造性文体实践成果，融通“隐喻”型与“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与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思维相汇合，诸多“断片”合成了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毕达哥拉斯文体”可谓未来学术之“预流”。

——《“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哲思路径及其意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白辉洪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

对圣人形象的理解或塑造是古代思想的焦点之一，而其差异、变迁可以说是窥见古代中国思想的户牖。在郭象的《庄子注》中，以“寄言出意”的方式来处理对于圣人的掊击言语随处可见。然而这种曲护恐怕不仅仅只是解释学意义上的，事实上郭象也多少承认这些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在郭象哲学思想当中，万物有其性分界限，是否越出性分与治乱直接相关。然而对于圣人形象的描述更多的是以“无心”来展开的，而非所谓“圣人之性”。这种理解万物与圣人方式上的根本差异，既使得圣人形象变得模糊和难以理解，也造成万物之性分在历史或习俗中被遮蔽。

——《有物与无心——郭象的圣人形象及其困境》，载《中国哲学史》，2019年05期

徐保军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8世纪，地理大发现、帝国扩张客观上为欧洲带来了海量的异域物种，促进了博物学的发展，要求博物学范式的统一。林奈和布丰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博物学家，二者均致力于自然秩序的理解与探寻，在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上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后人。林奈的贡献在于性分类体系、分类、命名、植物学拉丁语等方面的改革，为博物学统一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的体系简洁、明了，更重现实应用及传播，契合了帝国博物学所需；布丰的体系则强调自然的多样性、连续性，却在体系之争中略逊一筹。但无疑，二者对自然秩序的探寻共同为博物学的发展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11期

刘旭光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审美能力是人类在完成一次审美活动时，所需要的总体的行为能力与认知能力，是由四个层次的认知能力构成的综合能力：在经验层次上，它包括理智、情感、想象、感觉，以及它们在经验中锻炼出的敏感；在先天机制上，审美能力作为鉴赏力，是反思判断与获得自由愉悦的能力；在特殊认知层面上，审美能力是一些特殊的非理性能力，包括理智直观——直觉、静观、想象力等；在生命状态层次上，审美能力被视为一种进入特殊生命状态的能力，这些生命状态包括激情状态、体验状态、感官感知状态等。当代人的审美能力最本源的部分，是人类对精神的自由状态的追寻与感悟能力。

——《审美能力的构成》，载《文学评论》，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