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源远流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图书馆，不只是藏书和借书的地方，而且是集藏书、育人、资政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同时也是国家文治政策的实施载体。

■蒋永福

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藏书以供治学育人的场所，就是图书馆。

清末之前，中国人未尝使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一词，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思想理论却贯穿整个古代时期。是故，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说“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说明先秦时已有国家藏书之所及其职业人员。

在中国古代，一般以殿、阁、楼、馆、府、院等名词指称图书馆，至唐宋始，人们往往用“馆阁”“文馆”“藏书楼”等名称泛指图书馆。本文用“馆阁”一词泛指中国古代的图书馆。

先秦时期的馆阁，一般设于宗庙之中，所谓石室、金匮、盟府是也。西汉初萧何令建的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等，就已具备馆阁功能（用于藏书和学术活动）。东汉的兰台因其兰台令史兼负著述、校书之责而兼具馆阁性质，东观则是完全意义上的馆阁设施。魏晋南北朝至隋代时期皇宫内所建各类殿、馆、阁、观、院等，其中不少亦属馆阁。唐代、五代的“三馆”（史馆和昭文馆、集贤院）以及宋代的“三馆秘阁”，无论在名称上还是在体制上，都已具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馆阁性质，而文渊阁、《四库全书》七阁等就是明、清时期的皇家馆阁主体。

可见，中国古代具有源远流长的馆阁传统，这说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是非常重视馆阁建设的。之所以重视馆阁建设，是因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认识到了馆阁所具有的独特功用价值。

汉唐时期的馆阁功用观

关于馆阁的功用，成书于东汉末曹魏初的《三辅黄图》卷六“阁”条的概括最为精要，即其所云“藏秘书，处贤才”。这一概括是从汉代的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所发挥的功能中概括出来的。从汉代以后的历代馆阁功能看，这一概括极具统摄性和准确性。所谓“藏秘书，处贤才”之馆阁，实际上是一个书与人二合一结构，即指“以书储养人，储养人以治国”为目的的一种文治之器。

说到馆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皇家馆阁大多由帝王令建，所以馆阁实际上是帝王的“治国之器”之一，或者说是帝王专为文人参与治国（文治）而建的“治国之器”之一。建立“治国之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探寻“治国之道”。也就是说，馆阁是帝王的文治之器，而不是用以提高民众文化素养的“群众文化设施”，也不是用来为大众传播文化知识或信息的“大众传播机构”。这就是古代馆阁与近现代图书馆在性质和功用上的最大区别之一。正因为建馆阁以探寻“治国之道”为目的，所以皇家馆阁不仅具有文化功用，而且具有极强的政治功用。

古代中国人就是从文化功用和政治功用两方面认识馆阁之功用的。如《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弘文馆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义轻重，皆参议焉”；集贤殿书院“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可见，馆阁的文化功用主要体现在“详正图籍，教授生徒”。

馆阁的政治功用主要体现在发现、推荐、培育人才，著述撰文，参政议政。时任秦王的李世民在任命“十八学士”的手令《置文馆学士教》中明确指出了设立文馆的目的在于“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宜令并以本官兼文馆学士”。在这里，李世民把文馆的功用定位于“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已经涵盖了文馆的政治功用与文化功用；同时，李世民又把文馆喻为“幕府”，点明了文馆的咨询参谋机构性质。这就是李世民以及唐代早期社会的馆阁功用观，即馆阁为文治之器之一。

不过，我们要知道，把馆阁的功用定位于文治之器，这是一种宏观定位，其内涵和表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如唐中宗景龙年间，弘文馆改名为修文馆，馆职人员主要从事赋诗宴乐之事，诚如中宗所言“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欲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唐诗纪事》卷一《中宗》篇）。这就表明，中宗时期馆阁的主要功用在于文化娱乐，而育人、资政功用大大削弱了。唐玄宗时期着重建设的是集贤殿书院，但建设重点在于大量抄写四部书副本、刊校书籍并编制书目（如编制《群书四部录》二百卷等）、编纂和颁发官修图书等，此外，馆阁学士还承担草诏和侍讲职责。可见，玄宗时期的集贤殿书院的主要功用在于文献资源建设，附带承担其他事务，也就是说，此时的馆阁功用主要表现为文化功用，而政治功用不如唐太宗时期显著。

这种变化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馆阁的功用需求不同以及不同的帝王持有不同的馆阁功用观所致。玄宗在解释把集仙殿改为集贤院的理由时说：“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这里的“其实”，在太宗时期更多地表现为馆阁学士的资政功用上，而玄宗时期则更多地表现为馆阁的文献整理与撰述的“济治之具”功用上。

两宋时期的馆阁功用观

宋代是馆阁建设成就极其辉煌的朝代。在宋代，“治书以育人，育人以文治”的馆阁功用观更加明确和贯穿始终。所以，宋代的历任帝王大多能够明确指出馆阁的资政功用和养育人才功用。

在这方面，宋太宗首先做出了“定调”性导向，如其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以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宋太宗的表率及其“三馆秘阁”建设成就的感召下，其后的帝王亦大多能够继承其馆阁建设指导思想，如宋仁宗曾指出“馆职所以待贤俊……图书之府所以待贤俊而备讨论”；宋英宗曾指出“馆阁所以育隽材”；宋高宗曾指出“仰惟祖宗肇开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兴，而一代致治之原盖出于此。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亲御榜题，肆从望幸之诚，以示右文之意”；宋孝宗曾指出“馆职学官，祖宗设此，储养人材”。

在帝王的倡导下，宋代的文人学者们亦大多把馆阁视为治书育人的文治之器，如宋哲宗元祐年间，右正言刘安世上《论馆职乞依旧召试状》云，“祖宗初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累圣遵业，益加崇奖，处于英俊之地而励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廪食太官，不任吏责，所以成就德器，推择豪杰，名卿贤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无愧前古”；高宗时期的丞相范宗尹等上奏云，“祖宗以来，馆阁之职所以养人才、备任使，一时名公巨卿皆由此涂出……今多难为弭，人才为急……宜量复馆职，以待天下之士”。

馆阁的资政功用，不仅表现在所藏图书能够为统治者提供教化、治乱经验，更为直接的表现是馆职人员的咨询顾问作用。馆职人员之所以能够以咨询顾问方式参政、议政，靠的是其“学士”身份。

我们知道，首次在馆阁中设学士职务的是南朝刘宋政权所置总明观（亦称总明馆）。总明观建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六年（470），设祭酒一人，又设玄、儒、文、史四科学士各十人。“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韩愈说：“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阅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雠官，曰‘学士’，曰‘校理’，常以宠丞相为大学士，其他学士皆达官也。”按照韩愈的说法，校雠官（馆职人员）队伍中的主体人员称为“学士”。宋代也承袭了这一建制传统及其称谓，如程俱在《麟台故事》中所言，“故事，进士唱名日，馆职皆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馆阁官许称学士，载于天圣令文”。也就是说，馆职人员可以以学士身份“备顾问”。在宋代，即使没有“学士”之称的修撰、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等馆职人员，亦有参政、议政的资格。据此，程俱在记载北宋馆职人员的资政情况时云：“祖宗时，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则三馆之士必令预议。如范仲淹议职田状、苏轼议贡举者，即其事也。详议典礼，率令太常礼院与崇文院详定以闻，盖太常礼乐之司，崇文院简册之府，而又国史典章在焉。合群英之议，考古今之宜，则其施于政事典礼，必不诡于经理矣。熙宁中，轼任直史馆，尝诏对，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这就表明，宋代的帝王和臣僚们已充分认识到了馆阁作为简册之府以其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发挥咨询、顾问、议政等资政作用的价值。

馆阁不仅在于文献资源建设（文化功用），还应具有聚集人才以资政的政治功用。对此，范仲淹明确指出：“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

曾巩在论及宋初馆阁的藏书建设和人才建设成就时指出：“三馆之设，盛于开元之世，而衰于唐室之坏……宋兴，太祖急于经营，收天下之地，其于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备也。太宗始度升龙之右，设置于禁中，收旧府图籍与吴蜀之书，分六库以藏之。又重亡书之购，而间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图书始复聚，而缙绅之学彬彬矣。悉择当世聪明魁垒之材，处于其中，食于太官，谓之学士。其义非独使之寻文字、窥笔墨也，盖将以观天下之材，而备大臣之选。此天子所以发德音、留圣意也。”范祖禹在《上哲宗论差道士校黄本道书》中指出，“祖宗置三馆秘阁以待天下贤才，公卿侍从皆由此出，不专为聚书；设校理、校勘之职，亦非专为校书”。

范仲淹、曾巩和范祖禹的言说其实都在阐明这样一种馆阁功用观：设馆阁以治书，治书以养人才，养人才以资政。

明清之际的馆阁功用观

与汉隋唐宋相比，明清之际的馆阁功用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明太祖朱元璋于1380年撤销秘书省，馆阁管理归隶于翰林院；明成祖朱棣始实行内阁制，馆阁管理仍归隶于翰林院，自此，“三馆秘阁”建制不复存在，朝廷养育人才之途主要限于翰林学士之途，馆阁的养育人才功用和馆职人员的资政渠道基本被搁置。

简而言之，汉隋唐宋时期的馆阁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完全被翰林制度所遮蔽、取代。这是就明清两代馆阁的总体情况而言的结论，若分而言之，明代和清代的馆阁功用则有较大区别：明代的皇家馆阁，基本上只是处于储藏图籍之所的状态，而清代的皇家馆阁则数量和类型多、规模宏大，完全服务于清廷的文化统治和学术整饬；从发展过程而言，清代的皇家馆阁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后逐渐走向衰落。

就明代的皇家馆阁建设而言，除了朱元璋诏令收集元大都皇家藏书之功、成祖朱棣令修的《永乐大典》之功、杨士奇主持编修的《文渊阁书目》之功以及历朝编修《实录》之功之外，其他盖乏善可陈。

在明朝历代皇帝中，除了太祖和成祖之外，其他皇帝大多不甚重视馆阁建设。明世宗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曾建议征集民间遗书，以便诸臣“辨析经旨”“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然而嘉靖皇帝却说：“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徒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

可见，在嘉靖皇帝看来，加强文献资源建设、馆阁建设以“备顾问”之事，只不过是“虚名”“虚应”而已。这就表明，在嘉靖皇帝的观念中，馆阁的养育人才以成文治之器的功用只是可有可无的“虚事”。可以说，嘉靖皇帝的这种馆阁功用观，代表了有明一代多数帝王的馆阁功用观。这也是明代馆阁建设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缺乏长进状况的根本原因之一。

关于明代馆阁制度的落后局面，丘濬在《图籍之储》一文中以婉转的批评之语予以描述：“我朝不专设馆阁官，凡前代所谓省监，皆归于翰林院。翰林院专设官以司经籍图书，名曰典籍，凡国家所有古今载籍，皆在所掌。又于国子监设典籍一员，司凡大学（太学）所有经籍及版本之属……我朝馆阁之职，凡前代所谓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皆不复置官，惟于翰林、太学置此官二员……宋有馆阁之职，以司经籍图书，秘书郎职掌收贮葺理，校书郎正字职在编辑校定。今制不设馆职，并其职于翰林院。夫无专官，则无专任。臣请于典籍之外，其修撰、编修、检讨，皆以编辑校定之任专委其人，而责其成功……如此，则葺理有官，而编简不至于脱误；考校有人，而文义不至于讹舛；考阅有时，而载籍不至于散亡矣。”丘濬在这里指出了明代因“不专设馆阁官”所带来的弊端，即“无专官，则无专任”，由此难免所藏文献出现“脱误”“讹舛”“散亡”的弊端。当然，丘濬所提仿效唐宋设馆职之制以期做到“葺理有官”“考校有人”“考阅有时”的良好建议，未被采纳。

就清代的皇家馆阁建设成就而言，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其前和其后都未达到此一顶峰，故在此专门评述乾隆皇帝的馆阁功用观。

乾隆皇帝曾作有《四库全书》北四阁记，即《文渊阁记》《文津阁记》《文源阁记》和《文溯阁记》，其中的《文渊阁记》和《文溯阁记》，集中表述有乾隆皇帝的文献观和馆阁功用观：

“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蒐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故乃下明诏，敕岳牧，访名山，搜秘简，并出天禄之旧藏，以及世家之独弆，于是浩如渊海，委若邱山，而总名之曰《四库全书》……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斯乎！庶在斯乎！”（《文渊阁记》）

“权舆二典之赞尧、舜也，一则曰文思，一则曰文明，盖思乃蕴于中，明乃发于外，而胥藉文以显。文在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文溯阁记》）

通过上述两段话，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乾隆皇帝的如下四方面文献观和馆阁功用观：第一，人类的思想和文明成果记录在文献之中，脱离文献无以继承人类文明成果，也无以认识天下之理，即“世无文，天理泯”，所以必须借助文献才能接受和传承人类的文明成果，这就是文献的价值所在；第二，重视文献资源建设（如修《四库全书》），是兴礼乐、崇儒重道的要求和表现，而不只是为了宣扬右文；第三，《四库全书》北四阁的名称都冠以“文”字，且都有“水”意（后来的南三阁名称之意亦如是），表明修《四库》、建馆阁是为了体现如水有源般的文脉传承渊源有自；第四，之所以重视文献资源建设和皇家馆阁建设，是为了通过所修、所藏文献宣明本朝继承祖先文明遗产，以此告诫子孙不忘祖宗创业之艰难，敬畏祖先，珍惜现世，即告诫全民要认同当朝统治的来之不易及其正当性。

当《四库全书》修成之际，乾隆皇帝又提出了“嘉惠艺林，广布流传，以光文治”的馆阁功用观。这一思想集中表现于建立北四阁、南三阁的谕令之中，其曰：“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于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誉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如果把乾隆皇帝在《文渊阁记》和《文溯阁记》中所说的话喻为“殷殷教诲”，那么，这道谕令中的语气则可称为“信心满满”。也就是说，经过“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而成的《四库全书》，俨然是乾隆皇帝宣明稽古右文、以光文治的文化学术大典；南三阁借助“人文渊薮”之地的优势，广布流传，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由此可见，在乾隆皇帝的治国策略中，馆阁的功用在于整理文献、整饬学术、嘉惠士人的文治之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16ATQ004）部分研究成果。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