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一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大学，应该将国家意志放在首位，追求国家和民族优质而快速的发展，并由此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

正是出于这一前瞻性考虑，2015年，中山大学提出大学的发展必须兼顾学术、地方和国家三个层面，也就是“三个面向”：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为了支撑这三个面向，必须加大“三大建设”：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建设，以全面提升大学服务国家需求的规模和品质。

“三大建设”与“三个面向”，当然是综合了文理医工农艺等各种学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类或每一个支撑学科，自然各有侧重。中山大学校长罗俊在今年秋季工作会议报告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这种学科差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类学科间不同的建设路径和目标，这体现了一所成熟大学的品格和精神。

“三大建设”的指向必须非常明确，否则建设的核心价值和意义就会受到削弱。就文科中的人文学科而言，当然与其它类型学科会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学科建设、学术建设与话语建设必须成为基本的落脚点，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则是建设宗旨。从规模到高端，从高端到引领和特色，这是一个不断提升和蜕变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除了需要付出耐心，更需要智慧与胆略。

人文学科是以人为本的学科，“人”的特性自然带来学科的特性。人文学科有特色才不可替代，或者说，能够被替代的学术，一定不是第一流的，也一定是缺乏强大生命力的。思想、理论、学派的精髓就在特色和一流上，这是人文学科“三大建设”的根本追求。等而下之的思想、理论与学派应该不是人文学科“三大建设”的根本方向。也许“特色”尚可区别对待，但“一流”并不能再细分三六九等。

真正的人文学科研究应该立足于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的要求。但常见的情形是，几个人的思想不但无法形成一种更高明的思想，还可能形成一种更杂乱无章的思想。理论也是如此。在学术大发展的时代，高明的人文学者确实需要独立安静地思考、理性地研究，才能开创一个学科的新局面。对于理论和思想体系的研究与构建，一个团队不一定能聚沙成塔，有时因为思想与理论的特殊性，一个人能达到的高度反而是一个团队难以达到的。思想从来只讲究高度、深度和广度，以前的学术史，即便一流学者，一生所作堪称经典的也往往只是一部或寥寥数部，但已足见他的思想，且绝对无法替代。

这是以前人文学科多强调个体研究、鼓励做孤独的思想者的原因所在。如果真有可能成为这样高明的思想者，当然要继续维护这种“孤独”的状态。学术史上的不少经典，往往是以一人之力来完成的，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一人完成，文学史上被称道的几部著作，也只有刘师培、郑振铎、刘永济等少数几部至今仍值得回味，这种现象当然值得注意。

但一个冷峻的现实是：做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需要极高的天赋，这样的思想者其实可遇而不可求。回顾过往，更常见的情况是人虽然“孤独”了，但却沉睡了、无声无息了，并没有产出很高明的思想。如此，所谓“孤独的思想者”就成了慵懒和懈怠的遁词，这一类人实际上成为学科的消费者，而不是建设者。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来说，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的建设应该是合适的，这也确实是一个整合学科队伍、赢得发展机会、共享学校资源的好机会。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发展面前，人文学科同样面临着转变观念、与时俱进的问题。譬如大团队与大项目，可以在协作中提升研究境界，彼此用长，合成有机的项目成果，获得更大的学术作为。当然这种协作与整合需要仔细寻找到科学合理的路径，并将这种路径建立在学科的基点上，而非个体与个体之间缺乏深度融合、杂乱无章的组合。这种凑合式的大团队是假大团队，而这样的假大团队不可能产出真正的大成果。

大平台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加速学科融合的步伐。坚守学科的边界，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学科的纯度和精度，但也制约、限制了学科发展的空间。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当下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基本态势，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学科的发展将会严重滞后，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困境。学科的分类本来就是相对的，学科的融合才是绝对的。“三大建设”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融合”。融合发展，紧盯世界学术发展方向，才有可能创造出更高远的学科和学术境界。

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来说，因其学科的“中国”属性，意味着无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文化自信，都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寄予厚望。一流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不仅要在凝练学科方向上切合中国文化的根本，更应该在世界语言文学学科的坐标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国内一流，也基本上可以说世界一流，但只有在世界语言文学格局中理解、接受并引以为普遍价值标准的中国语言文学，才能真正彰显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特殊价值和理论意义。所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内涵式发展，理当立足语言文学的“中国性”，并在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中，确立语言文学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契合点，如此才能将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魅力辐射到其他国家。新时代的学科内涵必须在新的学科观念之下，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所大学只有将永无止境作为追求，才有可能更具格局、更有气象。而且这种气象不仅要大气，也要有锐气。中山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近年在项目申报上连续稳居全国第一，但这只是数量上的“辉煌”，而真正体现一所大学、一个学科高度的往往是标志性成果。虽然并非所有的大项目都能产出大成果，但大项目与大成果的关系自然是极为密切的。成就一所大学、一个学科声望的，主要在于具有学术标杆意义的学者和学科标志性成果。标杆性学者与标志性成果才是思想、理论与学派最精要、最宏阔的体现。

中国思想、中国理论成型了，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如何集合人文科学的精英力量，展开学术攻坚，完成一套或多套代表“中国学派”的集成性成果，可以进行充分讨论。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之下，带动学术界入此主流，而变成了一门全国性的显学。这种集成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整体展现中国的学术力量和学术高度，而且可以同时展开对相关研究理念和方式的研究，展现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在此基础上，当然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问题了。兹事体大，我就不多说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