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静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大水汤汤，溯流北上，青春作伴，还我故乡。借由一趟千年运河之旅，徐则臣也用《北上》这部小说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段秘史。

北上寻根

《北上》的种子萌发于2014年。那时，徐则臣刚刚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合作了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并大获成功。在北京当代商城的一个咖啡馆里，该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徐则臣对谈，没想到聊出了一个令两人兴奋的创意，那就是写一部完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作品。这就是后来的《北上》。

《北上》讲述了1901年，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与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以及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人开始了一段运河之旅。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一次寻根之旅。

在《北上》责任编辑陈玉成看来，这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方位展现大运河文化的恢宏图卷。“徐则臣走出当代大都会外乡人的生活，深入运河旧境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深处，以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自己对于一段百年国史的深刻洞见。全书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可以说是为近几年来已经繁荣的运河题材书写，贡献出了最具温度与力度的一次创作。”

《北上》的题材宏大，但对情节展现与人物塑造的笔触却饱满而细腻。

书中有几处情节尤其让陈玉成印象深刻。“在历史部分，徐则臣勾勒出了一幅夜航船的动人画面。千里长夜，灯火为伴。谢平遥船舱夜读，想到1839年龚自珍自京南归，而自己此时北上去往无所知之地，不禁神伤。这呈现出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逢巨劫奇变的举目茫然，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陈玉成说。

在《北上》的现实部分，徐则臣还埋了一个“彩蛋”——当谢望和摔伤后提出去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大和堂”时，孙宴临说：“早关张了。初医生全家搬走了。”“大和堂”与初医生均出自徐则臣的作品《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写出走，初平阳们走向世界；《北上》则是写回归，溯流北上，纵然前有险滩，道阻且长，也要看一看流过故乡的运河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模样。

文学与历史的交融

对于运河，徐则臣再熟悉不过了。出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的他，家后面就有数条河流，初中学校门口便是江苏最大的运河——石安运河。成年后，徐则臣在有着“运河之都”美誉的淮安工作和生活了几年，每天都在京杭运河的两岸穿梭。

写作《北上》的四五年间，业余时间徐则臣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仍是沿着这条千里大河来回走，读了六七十本书。他笑言“差不多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半吊子运河专家”。

2018年7月，在《北上》创作进入收官阶段时，韩敬群、陈玉成和徐则臣邀请北京物资学院教授、运河文化专家陈喜波，一同前往小说中故事命运的终点——北京通州。陈玉成还记得，当他们来到北运河通济桥边时，只看到五河相汇处的“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一片平静，此后到访的曾是“大运河第一码头”的张家湾码头，更显落寞。

陈玉成回忆说，“除了听陈先生讲解通州地理生态，偶尔参与进我们的交流外，更多的时候，徐则臣只是用随身的小笔记本记下一些素材。在《北上》即将完稿之时重访通州运河，对于地理细节的订正与修补是个原因，但这更是一位对运河情感深厚的写作者的一种仪式感。”

严肃文学中扎实的历史写作最具密度，其难度亦可想见。在陈玉成看来，这难就难在对历史典籍与民间逸闻的爬梳剔抉，对文学演绎介入史实与大势时的精细练达，如果由此能写出一种人间烟火气十足的故事则更为难得。

“徐则臣写下的这部运河故事庶几近之。”陈玉成说，“他将自己对于运河及国史的阅读和理解彻底打碎，重新组合。经由北上之行，徐则臣以雄健的文人笔墨，在中西交汇的全球视野下，再现了一幅上世纪初以来的浮世众生相。举凡国家、黎民、种族、东西、宗教、文明等课题均有所涉，官府、军队、教会、拳民、漕帮、船夫等阶层不一而足。徐则臣在运河的命运中寻找着国运衰败的前因，并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作一注解，同时为‘到世界去’的文学版图提供了一种更具历史维度和文明深度的参考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