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天琪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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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乃文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现行中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深受美国模式的影响,其表现是以经典文本教育作为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共识,以文理学院和书院作为通识教育的组织与制度支持。然而,经典文本教育与专业教育经由长期实践所形成的认知和思维相冲突;文理学院要么被同化为精英专业学院,要么无法获得大学组织的制度环境支持;书院制改革则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在于通识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化的本土大学体系相冲突,应在专业教育的框架内探寻二者的契合机制,从而形成通识教育的中国模式。

——《制度移植的困境与超越——中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07期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田洁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在关于亚里士多德最高幸福的界定及其构成要素的争论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最高幸福是由纯粹思辨或沉思活动构成的理智论,二是认为最高幸福应当由思辨活动和伦理德性活动共同构成的包容论。本文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文本对相关核心概念重新分析考察,通过发掘伦理德性活动中的沉思属性和思辨生活中蕴含的道德前提,来论证一种新的包容论视角。并表明这个论证模型的建立,对于我们实际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证成有更完备的解释说明能力。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生活的两个维度》,载《伦理学研究》,2019年04期

吕纯山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本文从传统上对《论灵魂》Γ5所讨论的努斯的两种不同理解入手,指出把这一章所讨论的努斯理解成人的努斯是不正确的,这里所讨论的是宇宙中的神圣努斯,但仅理解到这一步也没有准确把握亚里士多德的主旨。本文认为这一章讨论的是神圣努斯和人的努斯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神圣努斯如何作用于人、或者说人的努斯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理解也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在讨论人的灵魂的文本中突然转移话题,同时也弥补了其他文本没有解释二者关系的缺憾。

——《对《论灵魂》Γ5中努斯的再讨论》,载《世界哲学》,2019年04期

李祥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范畴问题,无论研究古代中国美学,还是构建当代中国美学都绕不开。“妙”是中华美学史上的基元性范畴,其作为审美范畴早已超越单向度女性美评价术语的范围,获得了远比评价女性体态之美的“妍”“姣”“嫣”“婷”“婧”“娑”等词语更为广阔的使用空间,也比后者更多地拥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质;与“妙”这一范畴关联密切的是体现生命意识的基元性范畴“道”——既是中华美学和艺术标举的最高境界,也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先秦老子的道论,从形而下的生殖语义看,是“以经验为基础”(女性生殖之事象);从形而上的哲学语义看,是从经验层面“升华为一般”(产生万物之本体)。正是这种基于感性又超越感性的双重变奏,成就了作为审美本体范畴的“道”和作为审美评价术语的“妙”。从性别研究角度看,无论在字形构置还是表层语义乃至深层内涵上,“妙”跟中华本土渊源流长的崇尚雌柔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点从与之相近的“好”和“美”等范畴亦能见之,故其成为华夏美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绝非偶然。

——《中华审美范畴的“妙”及其性别人类学释义》,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栏目主持:韩天琪

《中国科学报》 (2019-10-16 第3版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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