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淼

今年，国内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人数又攀新高，达到200多万，而这其中应届占一半多，报录比在缓慢降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并不是一直上升的。

事实上，2007年、2013年都出现过报考高峰，然后下一年回落的情况。2007年达到高峰是由于当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工作比学位来钱快；而2013年的高峰则值得回味，2014年、2015年的持续下降很可能跟当时经济形势上行有关，最近3年的重新上升则又体现了毕业生对就业的担忧。而且往届生与应届生报录人数同时增长，说明毕业生普遍认为学位比工作更有价值，或者说本科就业形势不佳。

我们再看看高考，中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7—2009年这三年都突破了千万，此后人数稳定在九百四五十万的样子，录取则是在2016年达到巅峰的705万。对比高考录取人数与研究生录取人数就会发现高校中本科生规模已经见顶，但研究生规模持续增长，录取难度整体下降可能也是吸引考生报名的重要因素。

可以预计未来三五年如果研究生持续扩招（推测2020年见顶），搞考研培训、出国培训、期刊校稿还有高校教职将出现最后的快速发展窗口，之后将进入稳定期。然而，这三五年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研究生团体的讨论与新闻调查，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可能还跟不上研究生团体扩大的速度，中间的差距是一头典型灰犀牛。

从学生角度看，眼下的研究生热潮跟经济压力有关，而跟科研兴趣没什么关系，所以很有可能出现学生自认打工仔的情况而在混日子等就业的情况，高校或研究所的心理辅导如果跟不上，就会出不少极端问题。从导师角度看，上个十年的高校扩张吸收了大量新导师，而持续增加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管理经验基本都比较欠缺，毕竟他们读研时周围没那么多学生，研究生无指导或指导过激情况会不断出现。我们会在近几年看到一系列因为研究生极端事件而采取的改进，但能否做到预防，就看高校研究所的领导团队是否有意识了。

研究生身份更像是一个容器，容器里面的是22～30岁的年轻人，都有明确的导师学生关系，这个容器越大，微弱的声音就更可能汇聚成大的声响。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连同与之紧密相关的导师的心理健康都非常重要，这里面研究生群体是弱势群体，很多研究生对情绪调整可以说毫无头绪，这是成长的烦恼，但高校的象牙塔属性与导师制并不保证健康成长。社会中的工作岗位可以靠成熟持久的制度引导年轻人在职场中做人，导师学生关系却永远只会是2～8年的临时身份，显然后者出问题概率更高。导师靠自觉来解决问题也并不容易，可以借鉴的经验基本就是个人成长经历，这多半是个“邻居家孩子”的故事，励志还行，并不能捕捉体会到当下研究生的真实感受。资源、机会、奖惩、社会整体就业压力都面临公平效率间的平衡管理，偏巧这玩意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师生交流不畅会成为今后研究生教育问题的重要来源。

读研的是人口少数，多数人的问题例如扶贫环保才更重要，但我想说的是网络话语权。显而易见，未来几年，我们社会里最有时间在网上发言的大学生研究生群体会持续走高，我们应该会看到更多对这个群体的讨论与新闻。事实上，千禧一代在制造话题上从来都是行家，他们伴随互联网技术崛起而成长，他们普遍教育程度的走高对整个社会，特别是舆论引导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回顾一下这近年社会新闻的焦点，基本都能找到千禧一代的身影。他们在中国人口基数中比例很高，裹挟了上一个婴儿潮作为父母，可以说对很多经济形态，例如网红经济、知识付费、新零售、消费升级、租房市场等提供了消费需求。他们的消费与网络话语权决定了新兴市场会听取他们的态度而不是大多数人的态度，而新闻媒体从来都是求新的。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知识精英的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大厦只能通过各类专门知识来管理，单纯资本或人口不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浪潮，浪潮的下一端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千禧一代可能是世界范围内最后的婴儿潮。眼下发生在非洲东南亚的那一拨可能有人口红利，但没有互联网同步发展的技术红利，如果不出现类似互联网的普惠技术，很多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或者说政治上不存在多大的发展空间。所有问题都可能是时代问题，这几年有，下几年就没了，但身处时代之中的人们往往是最容易看不到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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