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朱

【艺术家不可能脱离政治。肖斯塔科维奇和托斯卡尼尼，富尔特文格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面对着战争和战争背后的政治，总要有自己的选择。】

2013年，世界各国同时纪念同年诞生的两位音乐大师。这一年是他们二百周年诞辰。一位是德国的瓦格纳，一位是意大利的威尔第。他们皆为19世纪歌剧艺术巨擘。

那一年，在诸多纪念活动中，一种重要方式是发行纪念邮票。登上被称为“国家名片”的邮票，也是一种殊荣。2013年，在我所见到的几十个国家发行的邮票上，几无例外，瓦格纳和威尔第，双雄并置，跻身方寸。但我也发现了唯一的例外，那就是以色列发行的邮票，只有威尔第，没有瓦格纳。显然，这个国家抵制了那个瓦格纳。

作为歌剧宗师，瓦格纳的作品虽取材广泛，甚至延绵到了北欧的神话传说，但是，他的音符浸透着鲜明的民族气度，曾被认为是“日耳曼精神的缩影”。身处19世纪中叶的瓦格纳，当然没有预见到20世纪30至40年代他的祖国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那些事。至于那个年代崛起的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更与瓦格纳绝无关连。

但，历史却是这样走了过来。那位企图灭绝犹太族群的人类公敌，是个瓦格纳音乐的狂热追捧者。希特勒的个人嗜好，是源自瓦格纳音乐的色调、力度、浩大、深邃、独霸，或是只有他才能体味出的符合他的志向的“日耳曼精神”？

那一段第三帝国的兴亡史，聚焦点是在政治和流血的政治——军事上，希特勒虽也有点艺术细胞，他曾画过许多画，也喜欢瓦格纳音乐，但是史实中的这个“美妙”部分，却鲜有所叙。

事实是，纳粹年代的举凡盛事，无论政治或是军事，可能出于希特勒指令，少不了的背景音乐，往往出自瓦格纳之作。应当说，瓦格纳的音乐在瓦格纳生前，鼎盛时日是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年代；而在瓦格纳身后，整整半个世纪过去，其乐之盛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伴着炮火和杀戮，他的音乐被动成了纳粹年代的“时代之音”。

这是事实，却又怪不得瓦格纳。就在纳粹以毒气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残杀犹太人时，在生死瞬间的“浴室”中，响起的竟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美丽舞曲。杀戮时刻响起的音乐，当然不可能让约翰·施特劳斯们负责。同样，瓦格纳并非专为“纳粹”创作音乐，希特勒利用他宣扬“日耳曼精神”，从根本上说，也无可怪责于这位音乐大师。

但，民族情感具有强大力量。深受纳粹残害的犹太民族，日后对于瓦格纳及其音乐所采取的抵制态度，则完全可以理解。于是，才发生了2013年在邮票发行上的那段令人深思的事。

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近十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现实中的音乐艺术家及其音乐，也演绎了纷纭乐事。

最著名的，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被围困的900多个日夜里，谱写了英雄性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并在极为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作了首演。这位艺术大师凛然正气的坦露，给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以精神上的激励。他的交响曲总谱摄成胶卷，辗转运往美国。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在美洲大陆遥向战火纷飞的欧亚大陆，奏响了时代强音。

就是这位身处法西斯轴心国意大利的指挥家，他拒绝参与为法西斯当权者组织的任何活动。他的正直与坚强得到了历史的肯定。但，同一年代的另一位指挥家，德国人富尔特文格勒，则与托斯卡尼尼不同，他不仅在纳粹当局组织的各类活动中拿起了指挥棒，而且出任了纳粹政府文化机构的官职。在这位充满艺术才华的指挥家身上，深深烙印上了“纳粹”印记。

战后，富尔特文格勒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审查。作为艺术家的政治错位，他得到了公正的判断和结论。他的艺术至今仍是音乐上的一个宝贵遗存，人们还在聆听，但他的人生历史上的这段经历，与他的同行托斯卡尼尼相比较，那就是一个污点。在纳粹年代，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也有类似的经历。

艺术家不可能脱离政治。肖斯塔科维奇和托斯卡尼尼，富尔特文格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面对着战争和战争背后的政治，总要有自己的选择。后者或许幻想艺术与政治无关，信奉“艺术至上”，但事与愿违，历史总会作出无情的政治判定。

愈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愈是对于一个人的严峻考验。事情总是一码归一码。你的艺术成就是一回事，你的历史上的暗角作为事实，是存在的另一码事。虽然，在音乐发展历程中，那两位带有“纳粹”印记的音乐家仍名踞史页，但他们这段经历还是一抹历史阴影。纯艺术也总要染上时代的乃至政治的斑驳色彩。

时过半个世纪了，与纳粹毫无瓜葛的音乐大师瓦格纳，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受到了有些委屈的牵系。至于当年当事之中的那些艺术家，则更会受到最低限度也应当是良心上的拷问。艺术也救不了良知的哪怕是瞬间的丧失。

20世纪中叶这段纷纭乐事所引来的一波惊澜，余声已然传及今日。请看，在2013年以色列发行的纪念邮票上，就是断然删除了瓦格纳。艺术与政治相比较的如此局面，很值得我们去深长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