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倘若今天能够沿着赣江溯源而上，寻访茶商千里跋涉的遗迹，那些沿江的码头、商号、税关、旅店以及一度繁华的集镇，也许在时光的淘洗下多少还能留下些蛛丝马迹。】

入夏以来，北京一改多年少雨干热的枯燥，有点真正意味的夏天的味道了。雨水多了，整夜的瓢泼豪雨敲打窗户，令人不禁想起儿时在江南度过的雨夜；淋漓酣畅的大雨也使干渴的大地吮吸甜美的甘霖，草木茂长，大地一派生机。当然长长的桑拿天也让北京人领教了盛夏的威力。唉，这就是夏天！就连南海的台风也夹带着远方的风雨千里奔来，给大暑的北方增添不少情趣——据说台风千里迢迢远袭京津地区，也是历来罕见。

说起台风，不禁想起大学时一位老师，那还是上世纪50年代，有一门气象学的课程，授课的教授是李宪之先生。他的讲课如今没有多少印象，但在气象学界却是大名鼎鼎。原来李宪之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有幸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即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筹划、徐炳昶任团长，沿着丝绸之路开展的科学考察。那时李宪之还是学生，主要从事沿途气象观测，而非正式队员。这次科学考察于李宪之一生，是十分关键的科学训练。考察结束后，他即入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有趣的是，李宪之的学术成就并不是大西北的干旱气候，却是中国东南沿海台风的形成机制，并以台风专家享誉学林，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话题扯远了，面对窗外的长夏，还是泡上一杯清茶，聊聊有关茶的话题吧。常听人说：“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这话很有道理。

提起茶叶，真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据《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李金明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有关论文介绍，茶叶在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中是头等重要的出口商品。据不完全统计，由于英国人对茶的钟爱，17世纪中叶，英国各饭店和咖啡店大量销售茶叶，18世纪末英国人均年消费茶叶超过2磅，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下午茶”已成为英国人闲适和品味的时尚。

中国的茶叶由两条运输渠道前往英国，一是由厦门、广州等沿海城市运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英商东印度公司总部在此），再由巴达维亚运往欧洲。另一条航线即是由广州直接通往欧洲。据统计，1828年英国国内消费的7000万磅茶叶几乎全部由广州进口。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茶叶的贸易，其营业额超过其他欧洲大陆公司的总和。由于茶叶的高利润，英商东印度公司存在的200多年里，由中国进口的主要业务是茶叶贸易，后期尤其如此。仅此一项，茶叶给英国国库每年平均贡献三百多万磅的真金白银！

自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广州是我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因此出口外贸的茶叶必须输往广州。那时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广州地处岭南，各地供出口的茶叶如何运往广州，这也是一个蛮有趣味的课题。

为此，我们不妨把视线转向江西，早在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唐代，作为茶叶集散地的浮梁，必须将安徽南部和浙西山区出产的大量茶叶，走水路由昌江输往鄱阳湖，再转运长江沿岸商埠。

到了清代，各地供出口的茶叶要输往广州，唯一便捷的路径是从鄱阳湖往南，溯赣江逆流而上，沿途大体经南昌、樟树、新干、吉水、吉安、赣州、南康、大余等地，南下至大庚岭，再弃舟登岸，用挑夫畜力将茶叶过莫林关，再由粤北的南雄沿北江运往广州或黄埔。这条茶叶之道水陆全程达2400里，费时约一两个月。

当然还有一条海上茶叶之路，即福建、浙江的茶叶可经海上直接用船输往广州，既省时省力，成本还低。嘉靖十八年（1813年）开始改海路运输，当年运往广州的茶多达76万多斤，三年后增至670万斤。然而海路运输不利于清政府垄断外贸，损失税收收入，到了嘉靖二十二年，清廷下令“所有贩茶赴粤之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于是海路被迫放弃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遐想，其实这条水陆兼备的茶叶之道，废弃不用并不太久。倘若今天能够沿着赣江溯源而上，寻访茶商千里跋涉的遗迹，那些沿江的码头、商号、税关、旅店以及一度繁华的集镇，也许在时光的淘洗下多少还能留下些蛛丝马迹。尤其是横贯粤赣间的大庚岭，那丛山中的石头磴道，以及道旁的茶亭、客店、酒楼，或许还残留些断墙残垣吧。如能作一番实地考察，尤其是收集民间耆宿的种种传闻，拍摄有价值的照片，这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活生生的、涉及近代经济史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