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拓

电影《我不是药神》涉及的话题之一是中国为什么鲜有首创性新药。的确，近30年来，中国的原研新药屈指可数。

那么，研发人员众多的中国，为什么鲜有首创性新药呢？我的解读是：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起阶段性技术的交易机制和交易文化，不够尊重知识产权，首创性新药漫长的研发周期始终是一种非常状态，致使研究者、投资者以及未来的生产者均难以承受。人们只好对首创敬而远之。

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那么，对比中美两国建筑民工的生活状态，便一目了然。

我曾在以前的博文中提到，中国建筑公司3年完工广州到武汉的高铁，美国建筑公司建一个大型立交桥花了10年。乍一看，人们误以为中国民工工作效率远远高于美国同行，但内在的本质却是，建筑工人是否要为项目建设的效率牺牲正常的生活。

中国建筑民工没有正常住处，随着施工项目，2到3年便移居一次，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周末也常常加班，无论酷暑严寒。美国建筑工人没有牺牲正常生活，适逢大型施工项目，均作长期规划，其工期足以使建筑工人可以在工地附近买房定居，养育子女，使之读完初中高中，进入大学。

其实，在新药创制方面，中美两国的情况与建筑工人类似。美国业界习惯阶段性成果的分享文化，漫长的首创性新药创制被分为若干阶段，研发人员完成自己最擅长的阶段后，便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

如此一来，财务投资者眼中的项目也不再漫长。早期阶段的投资者靠项目的成功率以及成功项目的回报率取胜，晚期阶段的投资者仰仗资金资源。参与项目的各行各业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都能拥有正常而体面的人生。这无疑会吸引全球的聪明人。

而中国国内的财务投资人和项目实施企业心目中的回报时机是产品上市获得销售收入之后。人们习惯上把达到这一目标的研发阶段看作一段艰苦创业的非常时期。

这段时期内，创业者和投资人理所应当地节衣缩食、忍辱负重，甚至以命相搏，坚持到最终成功的那天。

然而，新药创制需要较长的时间，首创性新药的创制更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段非常生活期漫长而无保证，几乎无人能够承受——无论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是药企。

所以说，中国药企欲开发首创性新药，要么在相关的制度改革完成之后，要么以美、欧、日等国为目标市场。（http：//blog.sciencenet.cn/u/jint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