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    王鸿飞

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尹晓煌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操太圣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翟亚军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张端鸿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   储朝晖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别敦荣

编者按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千年前，学者韩愈已经将“何谓师者”这一千古命题做了深入解读——在“授业解惑”之前，师者的第一使命是“传道”。所谓“传道”，即言传身教，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然而，要完成这一师者的首要任务，首要前提便是师者本人要有一个好的师德。

近年来，无论是学校还是公众，对于教师的师德诉求正在不断加大。然而，为师者品行不端的事件却频现媒体。不久前，因为学术不端而“爆红网络”的南京大学教授梁莹便是一个最新个案。

需要强调的是，近期在高教界，能与“师德”产生关系的事件远不止“梁莹事件”这一起，而巧合的是，这其中的一些事件，恰恰又与我们对教师道德建设的某些疑问有联系。在这里，让我们结合这些事件以及记者的采访报道，再次思考一个已经延续千年的“老话题”——师德，何以为之？

事件一：10月24日，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梁莹被媒体曝出，其多篇学术论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同时，有南大学子反映梁莹教学态度极不端正，存在多种问题。在多方压力下，梁莹承认在学术生涯早期，曾经“年少无知，犯过一些错误”。目前，梁莹已经向校方提出辞职。

问题：在进入南大从教之前，梁莹已经出现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而且据学生反映，梁莹还存在违反学术伦理和教学制度等问题。相信这些问题也不是其进入高校后才形成的。那么，对于在道德层面存在一定问题的教师，我们能否通过制度设置，在其进入教师队伍之前，就加以甄别呢？

严把教师“入口关”能否化解师德问题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原本被如此多头衔包裹的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梁莹，一夜之间成了被同事、同行指责，被学生举报的“404”教授。其相关学术论文造假、教学工作敷衍的新闻更是见诸各大报端，引发网友热议。

类似梁莹的事件并不鲜见。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公众对教育关注度的上升，以及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便捷，类似高校教师论文造假抄袭、性骚扰、殴打清洁工等有违师德的案例似乎未曾断绝。总有新鲜出炉的事件，招来网友“唾骂”。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立德树人”明确成为了学校教书育人的根本任务。然而，“德”之一字似乎很难立起来，总会有那么一两粒“砂砾”夹在其中。

“当前，中国高校依然处在飞速发展时期，学生人数相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一年三四十万人，膨胀至了如今每年八九百万人。学生人数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对教师的需求量比以前要大得多，在高校急需发展引进大量教师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混入一些并不完全过关的‘教师’。”复旦大学教授王鸿飞说。

在他看来，数量的庞大，就意味着不可能做到在招聘教师时逐一进行类似“家访”的活动，将其能力和人品同时把握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况下，看头衔、数论文自然是较为便捷、看起来也较为可靠的教师筛选方式了，并且这也是衡量学校发展、建设的指标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选拔方式下，类似梁莹这样的道德不过关“人才”，却在几十篇、几百篇论文的包装下顺利过关进入高校。

如此看来，似乎问题出在了教师的“入口关”不够严谨上。

“在国外，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教师招聘都很严格。”哈佛大学博士、美国西方学院终身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尹晓煌说。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外高校在教师招聘中都需要至少三封推荐信，“信的内容很全面，被推荐人的学术水平和潜力、优点、缺点，以及其性格、团队合作精神如何都会有所提及。”

但在采访中，尹晓煌和王鸿飞都表示，国外高校教师更强调职业化，学校更看重其胜任职务的学术和专业水平，对于教师的私生活不会关注。这也意味着，只要不违法，私生活和个性有异于主流社会的人都可以进入高校。

“但是，国外高校教师这一职业并不像国内这般稳定，如果其任职后研究水平不够高、表现不佳，同事或学生对其有意见，课程不受欢迎，就很难获得终身教职。即便获得终身教职，如果出现性骚扰、缺课等严重违规行为时，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理。”王鸿飞补充道。

可是，严把高校教师“入口关”就真的能够完全化解师德问题吗？

“严把入口关自然是高校必须做到的，但其能够严格把控的恐怕也只是教师的学术、专业能力方面。”尹晓煌表示，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或者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入口”的严格把关和条条框框的规定只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却不能完全杜绝所有师德问题的产生。

王鸿飞对此表示赞同，要求严格只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问题发生。

在他看来，高校教师需要在遵守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得到尊重，并培养其职业化精神。

师德问题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入口”严格把关也只是一层过滤网。尽管如此，对于如何过滤掉类似梁莹这样学术不端的教师，尹晓煌也给出了国外值得借鉴的做法。

首先，在教师评审环节要严格监管、公开透明。所谓严格评审，意味着要将论文“送出去”，有校外专家参加评审，且其评价结果要占到一定分量，增加其发言权，不可如目前高校评审仍以校内意见为主。公开透明，则是指评审实名制，过程公开，评审者要对自己给出的评价意见负责，且承担相关责任。

“引进教师，不能只重论文数量，不重质量。据我所知，有些学者曾发表过数百篇论文，让人瞠目。”尹晓煌道，在国外，这样大规模发表论文，会让人觉得对待学术草率，论文也有不严谨之嫌，不应被提倡，“有很多人只凭借一本著作就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论文、著作在精不在量”。

也许，在高校内还有一些像梁莹般潜在的阻碍“立德”的“砂砾”，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撕掉包装，暴露出真正的内在。

事件二：10月17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在这份被简称为“新时代高教40条”的重磅文件中，对于教师师德做出了很多规定，要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健全师德考核制度，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等等。然而对此很多一线老师的反应却很平淡。对于这些规定，很多老师的看法是很难落地、可操作性不强。

问题：近些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高校本身层面，都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做出了很多规定，但这些制度建设究竟取得了何种效果，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于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是否可以通过某些外在的制度建设加以规范呢？

师德建设应兼顾制度与自律

前几天，在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再次强调，要创新师德教育，完善师德规范，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

而对于师德建设能否用制度加以规范这一问题，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认为，不妨先厘清教师的四种身份，因为“对师德具体内涵的解读，会因为我们对教师是什么人的不同理解而有所不同”。

教师首先是作为私人领域的个人，师德强调教师作为“好人”所应该具备的道德素养与良好德行；其次是作为职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师德强调教师作为“好人才”所应具备的能将理念与实践有机结合的专业伦理；再次是作为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师德强调教师作为“好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诸如正义和关怀等规范与理想；最后是作为国家领域的准公务员，师德强调教师作为“社会代表者”所应具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此一致，有关师德建设的责任主体也会有教师个人、教师共同体、社会、教育行政部门等，前者主要通过教师的自律得以实现，后三者则通过制度的约束得以实现。”操太圣表示，这里所说的制度，可以用经济学家诺斯的观点来理解。

诺斯曾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换言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约束个人行为跑偏，但这种约束力是否具有持续力，则取决于其理念是否能够被教师充分内化，转化为教师自觉遵守的律则。否则，制度就会失效。

“可见，教师自律与外在制度的约束都是加强师德建设的必要手段，前者产生的效果更具有持续性，后者虽然可能因为教师的不理解、不认同而出现阳奉阴违甚至有意违背的现象，但从理论上说，它也希望教师能够自觉遵守制度的相关规定。”操太圣说。

同样，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翟亚军也强调了制度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必要性。

“制度是教师必须遵守的底线，有了制度，教师的行为才能有规有矩。”她指出，制度是外在的，是他律性的东西，对教师而言是一种被动的遵守；而自律是内在的，是教师的主动行为。“只有把外在的制度内化为教师的本心，制度才能被很好地遵守。”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则认为，师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理论上应该由中国高校教师协会等行业组织来制定和约束，不过目前更多的还是从教育口的党建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我国高校普遍成立了党委教师工作部，而它在师德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因此，通过制度来加强师德建设是可以的，对违背师德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记录、处理、惩戒，也可以成为教师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它有别于日常所讲的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除了自我约束外，制度规范、行业自律、学生和社会的监督等都很重要。

不过，虽然国家和高校都对师德作出了很多规定，但对于什么是师德，似乎并没有进行严格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制度的落实提供了弹性空间，造成有时松、有时严的现象，而这也是很多一线教师觉得“很难落地，可操作性不强”的原因所在。

对此，翟亚军表示，师德师风有的可以有明确的行为规定，但相当一部分属于思想范畴的东西，很难有一个科学的评判，所以要防止为了迎合评价而流于简单和表面，在具有一定宽泛性的制度之下，还应有明确详细的实施办法。

“师德师风建设必须完善制度体系，不仅要规定做到什么，更要规定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规定做不到的惩戒措施，只有加大师德失范的成本，制度才能很好地被执行。”她补充道，在师德师风建设中，也要注意保护教师的权益，提高教师的地位，唤起全社会对教师的尊重，通过师德师风建设，有效激发教师投身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谨防用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去束缚教师，使得教师谨慎有余，热情不足，裹足不前。”

鉴于目前制度比较“务虚”，张端鸿认为，既需要进一步澄清相关条款的明确定义，也需要新增更多程序性的规定。同时，国家行政主导的制度建设也可以适当宏观一些，给行业自律制度建设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和法律依据。

“师德建设的主体是在学校自身，行业自律主体则应该在高校教师协会这样的专业组织。”张端鸿说，“不过，目前只有个别地方建设了，全国性组织还缺位。”

事件三：10月27日，刚刚卸任山西大学校长的贾锁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出惊人，表示“在中国，必须有‘帽子’，有平台，才能名正言顺。所以我当校长期间的一号工程，是让山西大学努力建成部属高校。”此言一出，引发广泛议论。

问题：贾锁堂的言论表面看似乎与师德并无关系，但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长期以来一直让国内高校梦寐以求的“帽子”“平台”，以及支撑这些“帽子”和“平台”存在的数字考核和行政制度化环境，让教师的师德建设陷入越发缺乏“人治”境地。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否能从硬性的行政化建设，转向更加柔化的“人治”化建设呢？

让懂教育的人管教育

不久前，山西大学前校长贾锁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当校长期间的一号工程，是让山西大学努力建成部属高校。”

一席话，说得固然很“直白”，但却戳中了很多高校的痛点，追求更高的“名分”，获得更多的资源是当前管理体制下，高校不得不去做的事。

一些教师向记者透露，如今颇有“人格分裂”的感觉。一方面，高校要求教师严格教学，但同时又要追求指标的快速上升，而这其中大部分的指标是科研的，用于科研的精力多了，留给教学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另一方面，到了期末，高校又要求教师对学生“网开一面”，教师放水成为默许行为，也因此导致了部分教师认为，无须认真教学。比如，前文提到的南京大学梁莹事件——除了学术造假，对教学的随意、散漫，到了学生公开检举的地步。

向恶性循环要问题之源，这是专题讨论至此，不得不揭示的问题。

在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其根本在于高校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起依法治校的管理体系。

如今，我国高校的管理体系是按照行政管理体系建立的，尽管曾一度提出去行政化的要求，但自2014年后，高校行政化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强。

比如，国内某知名高校，截至今年5月的过去一年中，就收到了主管部门下发的175个有编号的文件。如此局面，造成了高校对行政过度逢迎，行政要求怎么做，高校就怎么做，久而久之，高校失去了活力与积极性，滋生了功利、浮躁的习气。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采访者告诉记者，如今的管理并不是专业的、规范的，而是多头管理。主管高教的有多个司，各司都提要求，高校都需要应对，而行政部门只需通过发文获得应有的好处即可，至于高校发展科学与否，并无过多的关心。

在行政的干预下，产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怪象。

事实上，不只是高校，储朝晖指出，在小学里不断滚动的“打黑除恶”字幕，在幼儿园看到的“反腐倡廉”条幅，说明了我国的教育连基本的事实、逻辑都没有搞清楚。

同样，“如果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在起作用，梁莹事件是不会出现的。如今许多课题评审、职称评定、评奖、评‘帽子’都在空转，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行政领导的意志”。储朝晖说。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看来，高教问题的复杂、混乱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行政化。“反过来推，即便去行政化之后，一些问题还可能会存在，比如，教师不好好教学、学生不重视学习。”

特别是，此次教育部推出取消“清考”政策。重修、退学看似狠抓教学质量，但“实际上，没有了‘清考’，问题学生还在，还没有一所大学拿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学生的学业受挫问题。抓清考也好、抓师德也罢，都是在抓一些关联性问题，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在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尤其是提高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能力。应有学业救助机制，但似乎还没有大学建立起有效的学业救助体系”。

而这正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明确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办学要求。大家都在说‘内涵式发展’，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内涵、怎样发展等，并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形成特别清晰的看法，从上到下似乎都只是一句口号”。别敦荣说。

他指出，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高校领导，对于高质量的办学要求、体系建设，清楚者甚少，发出来的声音太过模糊。

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结论——群体智商要远低于个体智商。正是因为问题的普遍性，才导致了高校出现“集体失明”。

“高校并没有意识到解决学生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传统的高等教育思想在作怪。”别敦荣说，尽管欧美国家有成熟的一流大学办学经验，但在中国的土壤及历史、文化背景下办学，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并不是很容易。比如，几十年来我国高教一直想要突破苏联模式，但至今仍然是以苏联模式办高等教育，并没有真正实现突破。

到医院看病，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病症的治疗由主治医师说了算，而不是院长说了算。医院如此，作为专业机构的高校也应当如此。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办清华物理系、教授治校变革时，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不专业的人，不要参与其中。“然而，现在很难做到。做决定的人可能不是很懂教育，懂的人未必有资格做决定。”储朝晖说。

在他看来，破局之道在于，让学生拥有更多学习自主权，让教师拥有更多教学自主权。“办一流大学，要确保专业权力（懂教育、懂学科领域前沿）在大学中发挥作用。让懂专业的人做决策，来决定高校该如何办，而不是让不懂行的人来制定规则、决定资源分配。”

而别敦荣认为，作为办学主体，高校要好好研究教学问题，要研究办学中出现的新情况，梳理影响办学的主要因素，不能不顾及自身的办学情况，上面要求什么我就做什么，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简单化地对待、处理办学问题、教学问题。

他补充，一流大学办学有很多种模式，整齐划一可能走入另一个误区，使大学办学没有特色。所以，政府部门、各大学都不能简单化地处理办学问题，要一校一策，尊重各校特点，支持和鼓励办出特色，构建我国一流大学的“百花园”。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王之康，见习记者许悦采访整理 蒋志海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