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健龙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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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一颗不甘的心

 


 

青年郑健龙


 

郑健龙在指导学生

■郑健龙

郑健龙: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9月进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力学师资班学习。曾任长沙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长期从事道路工程领域的技术和工程实践,解决了南方湿热地区膨胀土等不良土质公路边坡的稳定加固、填筑路基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提出了设计寿命分层递增的耐久性沥青路面理论框架、结构体系与设计准则,建立了沥青路面的状态设计法,为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学术专著5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共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8项,其他奖励十余项。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望4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确实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极重要的一步,不仅仅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迈出了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而没有教育的开放,就没有思想的开放,更没有之后这40年的巨大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是一切开放的基础与先行之举。

不甘少年失学,苦读夜校补憾

我没读过高中,因为在乡镇当税务所长的父亲在“文革”中反对武斗,成了当时所谓的“917”分子,还被抓过,我也因此没了读高中的资格。而我的初中也没读什么书。

我老家在湖南邵东。1966年9月我进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正是“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全中国的学生们都在到处串联。“伟大首都北京”“红色根据地井冈山”,这些词对12岁的我很具诱惑力。那时候也不知从哪来的胆子,我和几个同学迈开双腿就出发了。一路步行,我们从邵东走到湘潭,又走到长沙,到长沙再也走不动了,我便写信让家里寄十块钱来。父母不同意,极力劝我回去。这次“串联”活动终究还是无疾而终。回家后我仍然不甘心,天天跟母亲软磨硬泡,母亲被我搞烦了,给了我5块钱。可是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就要4块4毛钱,买完车票我身上就只有6毛钱了。没办法,我继续迈开双腿步行。幸好有沿途的“红卫兵接待站”解决,我整整走了6天,才到了井冈山。

我在井冈山刚待了一个礼拜,中央下发文件了,说是不让再搞“大串联”,要求红卫兵“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于是我又“混”坐火车到武汉外公家过年。

“大串联”回家后,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初中一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又“打回老家闹革命”,重新到小学回炉半年,并于1967年9月进行二次分配。我们被安排到邵东县五一中学(现两市镇二中)上初中,直到1970年元月毕业。

初中毕业时我16岁。当时只有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子弟才能继续学习,父亲“有问题”的我理所当然不在其中。毕业后我无所事事,也不愿回乡下的家,便从学校直接住进了县城里的一个同学家。当时也是初生牛犊,年轻气盛,我们3个男生居然“承包”了一个挖防空洞的工作,我们白天黑夜地挖防空洞。父母一两个月不见我人影,听说我在挖防空洞,立马把我押回家了,工钱当然是一分钱都没拿到。“要给他找点事做。”看到我这样不安分,当医生的妈妈着急地对父亲说。于是1970年3月我被送到公社的综合厂学习,竟是学裁缝!现在我还会踩缝纫机,能左右开弓用针线,还会做衬衫。

一心想读书、更想闯世界的我当然不甘心做裁缝,勉强待了3个月后,我又跳起脚来要找别的工作。当时公社分管这块的是一个姓孙的副社长,他到哪我到哪。他被磨得没法。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要搞‘三线’建设,你跟民兵们一起,到新化修铁路要得不?”我满口答应,认为这才是男人们该干的活。

那时搞“三线”建设是为了“战备”急需,有好多工程。我从娄底的新化到怀化的芷江,再到邵东的军用机场,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转战在修铁路、修机场的工地上,挖土打夯搞宣传,冥冥之中开始与“交通”结缘。

1971年底,我被招工进了邵东汽车修配厂,当上了一名热处理工。刚一报到,厂里就派我到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培训。“二纺机”当时是有名的国企,辉煌时期有5000多名工人。“二纺机”不仅让我学热处理,还让我搞化验,同时兼做不同工种的两份工作。我那点可怜的还“注了水”的初中文化肯定不够用了,于是我报名到厂里的“721工人大学”读夜校。记得是每周三个晚上,一次两节课。我一口气报了代数、三角、几何、初中物理、高中物理等好几个班,这样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读书。

不甘高考无望,斗胆向上写信

知道高考恢复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那时我已经是湖南省交通学校的一名中专老师了。我向学校提出要考大学,但学校不同意。

本是工人的我,怎么又当上了中专老师?这说来又有点话长。

培训完后,我回到邵东汽车修配厂,当时厂里的热处理设备没搞好,我又被分到了翻砂车间。那真是个苦差事,铁水飞溅,时常会飞到我身上。我没有叫苦,咬牙坚持着。“这小伙子不错。”师傅们都是这样评价我的。

1973年,湖南的一些大中专学校开始选拔“优秀工农兵”入学。我们厂有一个上中专的名额,但省里要求须两人参加考试,我和一个复员军人被厂里推荐参考。其实厂里初衷是让我“陪考”,没想到我的成绩更好。后来硬是专为我增加了一个招生名额,才让我进了湖南交通学校,而那个复员军人读了邮电学校。

我们那一届是学校复校后招的首批学生,我念的是动力机械。好久没上过正规学校的我,进校后真的是玩命地读书,每门功课都非常优秀,特别是机械制图,图画得格外漂亮。这样,才读了两年书,学校就让我提前半年毕业留校做了老师,同学们还没毕业我就拿工资了。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后,到了1976年元月,学校又把我送到西安公路学院进修,插班到74级筑路专业学习。

学校如此重点培养我,而我进修还没完,又提出要考大学,当时的湖南省交通学校是一所师资严重缺乏的学校,学校领导有一万个理由不批准。

太想读书的我并没有放弃。不记得是向省教委还是国家教委,或者是教育部,我斗胆写了一封信,询问我这样的情况能否考大学。信寄出一段时间后一直没有回音。到12月5日——这个日子我一辈子记得,我在青岛接到了学校来信:“可以高考”。这4个字让我欣喜若狂,我匆匆赶回长沙,复习迎考。

1977年湖南的高考时间是当年的12月17日、18日两天,我赶回学校时已到了12月10日,已经没多少备考复习时间了。我只好找同事们的复习资料匆匆看了看,可以说没什么准备就走进了考场。

好在有夜校和中专学习时打下的基础,数学物理我都还不错,最差的是语文。特别清楚地记得,语文第一个题目就是汉语拼音,“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其实我只认识“我”“的”“目的”几个字的拼音,但平时我爱看书,毛主席语录也背过不少,连蒙带猜加凑,我居然一下子做出来了,这大大增加了我的自信心,这样可能语文考得也不会太差。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华中工学院液压传动专业,因为在中专和进修时,我都对这些感兴趣。在西安公路学院进修时,上这门课的是一个湖南老乡,他的全套教学挂图还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据说现在还在学校保留着。

考完后,别人来录取通知了,但我没有。后来我听说是因为年龄大了没录,也不知真假。其实那时我才24岁。

再后来,我被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力学师资班作为走读生录取了(据说是扩招)。

那天,学校传达室师傅说有我的一封信,我拿来一看,终于录取了,是中南矿冶学院(以下简称“矿冶”),就在长沙。

当时学校还排了我一年的课,好在“矿冶”和工作单位同在一个城市。所以上大学的第一年,我既当学生又当教师——上午在长沙的河西当学生,下午绕整个长沙转一圈过到河东来当教师,每周有两个下午,4节课,那时交通又没现在方便,我跑一趟往返要四五个小时。

不甘读研中断,待机再次拼搏

说是走读生,其实我们还是住校。班上像我这样说是扩招进去的学生有好几个,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都在一间宿舍里。当时我们全班31个同学,年纪最大的32岁,最小的才16岁。我们宿舍的8个同学因为年纪大,更是特别努力。我别的功课都没问题,最头疼的是外语,连26个字母都不知道,但两年后的外语过关考试,我考进了班上前三。

大学第二个学期我就当了班长。说来也巧,同在岳麓山下相邻的湖南大学也有个力学师资班,这个班的班长陈政清,后来和我同一年当选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大学四年我成绩一直不错,毕业时顺利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但因为那几年我是带薪读书,而且原工作的学校急需老师,饮水思源,我就回到了我的中专母校——那时已升格为长沙交通学院了,一边教书一边读研。

可惜好景不长。1982年年底长沙交通学院来了个新领导,规定不得在职读研!我真的好难过,几乎是流着眼泪把自己的读研课本收起来。那个寒假,我闭门备课,接了一门学校的老师们都不愿接的课——塑性力学。好像是跟谁较劲似的,我使出了吃奶的劲来全心备课,没想到非常成功,那个寒假写的讲义至今还作为精品,在学校流传。

一年多后,长沙交通学院又来了个新领导。新领导一反上一任的做法,鼓励年轻人考研。我的读研梦再燃,这次我是“吃了称砣铁了心”,一定要考,宁愿不要工资。那是1984年,我考的是湖南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导师是钟正华教授。特别感激钟老师,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要求,我只用两年时间就研究生毕业了。

不甘路途艰难,吃得苦霸得蛮

当年我上中专时提前半年毕业,读本科时还一边教书,研究生又提前一年,后来又读了博士,当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还有幸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学生们也经常问我,这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你靠什么得到了今天的这一切?其实我个人的体会是勤奋一点、坚持不懈就好了,很简单的。

也许是因为最想读书的年龄被迫辍学,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说我“少年失学的遗憾转化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如果两天没沾书,就像丢了魂似的”,这是真的。

我总觉得自己笨,而且少年失学,研究生毕业都32岁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自己比别人更勤奋些,更努力些。记得研究生毕业没多久时,我加入著名教授张起森老师的课题组,3个 “七五”期间国家组织的重点攻关项目,我们整整搞了5年。当时学校只有20多台计算机,而我们课题的计算工作量又很大,我是常常等到深夜无人用电脑了,才一个人在机房同时操作20多台电脑,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也就是因为这份勤奋,1993年我申请到了当时最难申请的比利时博士后基金,基金资助力度之大创造了当时公派留学的一个奇迹。

第二个体会是做事不要挑三拣四,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投入一行。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干。任何事,只要你努力做了,尽心尽责地做了,总会有收获的。当工人时先是让我搞热处理,后来又让学化验,最后做翻砂工,按说这几个工种跨度不小,而且有难有易,有的特别受罪,比如翻砂工,但我都没讲半点价钱,并且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主动报名读夜校——没有这一步,我能考上大学?做翻砂工叫苦偷懒,厂里能推荐我读中专?我先后学习过机械、力学、道路工程专业,这些专业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日后的实际应用中其实是能够融会贯通的,不同的学科能不断地给予我新的思路和灵感。

第三个体会是要“吃得苦霸得蛮”。别人看到我笑哈哈的样子,问我这辈子有没有难事?当然,难事太多了。比如我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膨胀土治理,不说如何科研攻关什么的,也不说像民工一样转战在各个工地上,光是为了让施工方配合,我们就费尽了口舌。还有我们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当时交通运输部跟国家发改委谈了三年,才同意有10个名额,而这10个里根本没我们的份。我们找省里、找交通运输部、找国家发改委,当然我们自己也不断地练内功,最后几乎在所有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争取到了这个国家级平台。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确实是这样,学习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真心希望年轻一代在国家兴旺强盛、社会持续进步、人们的物质条件与文化环境不断优化的新时代,珍惜大好时光,刻苦学习钻研,勤奋努力工作,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家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伦娥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8-10-12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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