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晨阳 实习生 田皓奕

过去一年，上海市非法跨省倾倒垃圾现象频见报端。近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上海市反馈督察意见时指出，这种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该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严重不足。

“上海市寸土寸金，垃圾处理场的选址落地很难；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垃圾排放量暴增，导致前期规划跟不上迅速增长的垃圾处理需求……这些都是上海垃圾处理问题暴发的原因。”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楼紫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上海的情况只是一个缩影，背后是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面临的诸多困境。

上海教训折射垃圾困境

尽管如此，与其他大城市相比，上海在垃圾处理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这里拥有亚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濒临东海的老港，承担了上海70%以上的生活垃圾的处理。

然而此次督察组发现，包括老港在内，上海一些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工作滞后，每天有大量渗滤液超标排入污水管网。据楼紫阳介绍，从去年开始，上海便在推进这些设施的升级改造工作，但由于垃圾量增长过快，导致渗滤液日处理量过快增长，再加上工程固有周期较长等原因，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见到效果。

而在上海宝山区和闵行区等地，有不少小型垃圾堆场。其中一些已经停运十余年，却至今仍未完成封场，渗滤液流入场外雨水沟或直排河道。“要治理这些小型堆场其实不难，只是因为这些地方此前不受重视，相关资金落实困难。”楼紫阳说，“当然，督察不光是打板子，更要为资源调配指明方向，更好地解决问题。”

上海面临的困境绝非孤例。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指出：“相比之下，小地方的垃圾更加分散、收集更加困难、处理能力更弱，这些地方面临的垃圾困境同样不容忽视。”

从上海的教训也可看出，垃圾总量大、人均垃圾排量迅猛增加、源头分类分流困难、回收系统效率低下等，都是我国垃圾处理必须直面的难题。

土、火各有尴尬

当前，我国垃圾处理最典型的两种方式依然是填埋和焚烧。垃圾填埋操作简单、成本低廉，至今仍是国内的主流技术。但填埋的弊端非常明显，如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地下水和影响周边环境等。

有专家透露：“目前没有一个填埋场不存在渗漏问题。而制作防渗膜的化工材料老化后，防渗效果势必更差。”

与填埋相比，焚烧具有占地相对较少、减量化明显等优势。随着垃圾焚烧工艺和焚烧设备的不断革新，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PM2.5等污染物水平已经极大降低，这使得垃圾焚烧成为了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一条有效路径，也获得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和提倡。

然而，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凤中指出，尽管垃圾焚烧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运行中却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垃圾焚烧工艺革新会提高垃圾处理成本，导致一些企业并没有按规范运行新的飞灰和尾气处理工艺；而且百姓对垃圾焚烧仍然普遍存在抵触情绪。

“老百姓的反对并非毫无道理。”正仁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大明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属于混合型垃圾，具有水分高、热值低等特点，并且含有可能产生二噁英的前驱物，如塑料等，约占垃圾总量的5%~15%。这就让垃圾焚烧中二噁英的释放难以控制。

与我国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垃圾热值较高，适合燃烧；并且这些垃圾经过了严格的前期分类，可能产生二噁英的物质根本不会进入焚烧厂。因此，简单移植或引进国外垃圾焚烧技术和设备经验，必然会遭遇“水土不服”。

积极探路“变废为宝”

那么除了填埋和焚烧外，还有哪些可利用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呢？

杜祥琬多年调研发现，一些大城市和部分企业正在多方探索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例如，广东省通过建设垃圾分类数据库、智能管理、资源化利用，并出台一系列规程、方案，打造出 “互联网+垃圾分类”的西村样本；北京神雾集团推出的 “分布式清洁能源站”，以乡、镇、区为单位建立小范围区域性垃圾热解处理站；山东“沃泰生物”在山东农科院指导下，创造出“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有机肥生产模式”。

章大明则介绍了干馏气化技术。其原理是将垃圾中的有机物经由干馏气化形成燃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使用。这一反应过程没有氧气参与，因此理论上不会产生二噁英。考虑到实际操作时设备封闭程度有限，每立方气体中大概含有0.023纳克二噁英，低于欧盟标准70%；至于垃圾中无热值的无机物，如砖土、瓦块等，则可以加工成建材。

曹凤中说：“国内一些企业正在积极开发并推广资源化的新型处理技术。但由于采用这类技术的以中小型企业居多，缺乏资金支持，发展速度缓慢。”

目前，我国各类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率仍然很低，还未形成应有规模的产业，同时也缺少规划和目标。杜祥琬建议，应当把建设“无废社会”作为长远目标，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近期操作可从“无废城市试点”抓起。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企业共生代谢制度等，将固废产生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