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伟

近年来，国内高等学府门槛越来越高，据说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一线城市的好单位对一个正高职位开出的条件是：一篇CNS文章或者两篇CNS子刊文章，外加2～3篇影响因子10分左右的文章。如果以副高（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入职，则需要工作5年，产出至少2篇影响因子10分以上的文章以后，才能申请升正高。这样的要求，换成十几、二十年前，可能超出两院院士的入选标准。

上个月底，我们单位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会议，报告人中有几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诺奖获得者，其中一位来自加大伯克利分校的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Randy Schekman。Schekman获得诺奖后干的一件大事，便是在《卫报》（The Guardian）撰文大肆抨击CNS三大期刊，批评它们带头用“影响因子（IF）”来衡量学术水平，搞坏了整个学术评价系统。这次他老也不例外，在报告快结束时话锋一转，用超过十分钟的时间“攻击”了三大期刊以及它们所导致的IF崇拜现象。

其实，很多科研人员都明白，论文的影响与学术水平其实不是一回事。好的科研往往独辟蹊径，所出的成果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会慢慢被主流接受，在短期引用率上反映不出来。论文IF的计算基于短期（两年）引用，所以要追求论文的IF，意味着我们必须做热点性、跟风性的研究工作。

事实上，崇拜高IF期刊是个国际性潮流，并非中国科技界所独有。但西方高校还是有一系列的机制来予以平衡的。比如在人事招聘和升迁中，同行评议结果具有非常高的权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基金的个人介绍（Biosketch）格式就可见一斑，新版的格式不让你一味罗列文章和影响因子，而是让你准确地写出你对科学所作出的贡献，每个贡献下至多列四篇支持性文章。

在这里，我不打算过多讨论期刊的IF问题，而是想说一个细思恐极的现象：很多人的科研人生，或者严格地说是全部人生——包括单位收入、住房面积、婚姻、孩子学校，甚至你的交通工具以及你碗里的红烧肉，都与你发表论文的杂志“IF”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学者们把自己一生中的大事全部交给了那几个杂志社来决定。我们一直说的“知识改变命运”在现实中应该改成“论文改变命运”，或者更直接地说，你论文的IF决定了你的命运。

反过来想一想，其实杂志社只是杂志社，它们与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有太大关系，当我们找工作时，它们连封推荐信都写不了。

与Schekman观点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这三大杂志社本身有啥问题，从商业办刊角度来看，它们追求高影响因子并没有错，况且它们的文章质量应该是同类中最好的。问题是我们有些科研管理者志大才疏，被少数几个自认为是科学精英的言论所蛊惑，盲目崇拜高IF期刊，主动伸出双手套进对方的“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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