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天，3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站在天津一家外国轮船公司的售票口，要买3张去香港的筒仓票。售票的船办打量她们后说：“你们3个女学生能住大筒仓吗？那可是男女混杂的。”

3个女生面面相觑，犯难地摇摇头。那个船办又说：“这样吧，你们要是能凑出80元钱来，我就和船务打个商量，让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你们。”3个女学生赶紧点头，如数递上了钱。之后，她们开始了追赶西南联大的路程。因为执著，她们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时过境迁。67年之后，现已86岁高龄的李佩教授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幕。

她说：“我是1936年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北大还在沙滩红楼那边。抗战开始后北京人都往南方跑，想找个安定的地方去读书，谁也不愿意留在北京陪着日本人。我的父母为了避战火把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当时，父母不同意我继续去昆明上学。我是和另外两个朋友商量好后，偷偷从家里跑出去的，路费也是和别人借的。为了这事父母很久不能原谅我。我记得，到了昆明后，生活比较拮据，因为起初父母不肯给我寄钱。我就做一些家教工作，倒也过得去。那时人们的生活要求都很低，也就是吃饭，衣服从家里带的那几件已经够用了。只有一次衣服的事让我犯难。”

那次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李佩中学就读于贝满这所教会女中，到昆明后，由于做一些义务劳动等事又和教会有了来往。战争期间，世界青年会要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由于西南联大当时在世界也很知名，中国的派出团希望李佩能随团参加这次大会。为此，李佩每天还要抽时间去一位外籍人士那里学习英语对话。

“衣服是同学们帮着凑的，记得有位女同学借给我一件绸子的旗袍，很漂亮。”李佩说：“在那次大会上，我讲述了西南联大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学校时，经常因为空袭警报而不得不停课，老师学生都往野地跑。参会的还有德国人和日本人，我记得那个日本女孩也很反对自己国家的军事侵略，为此也道歉，并解释日本的百姓不是这样的，那是政府的行为。”

那时的西南联大大师汇集，学生每日里接触的都是这些今天仍为学术界怀念和称道的知名教授们，但是最初的一两年，由于频繁的空袭，学生们并不能整天安生地呆在教室，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热情，李佩回忆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空袭救护队，都是学生自发的，大家学习了一些包扎等简单的救护技巧，每次空袭后，我们就迅速跑回城里，去日本飞机投弹的地方看看，如果有伤员，我们帮着做些简单的处理。”

在昆明时，李佩还当过一次学生会副会长。“那时，我们除了自己学习，每周还要为当地的妇女组织文化学习班，教她们认字，组织年轻的女工们唱歌、跳舞、演戏，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西南联大汇集了很多像李佩先生一样进步的女生，她们在那里坚持着展现人性的美，而她们的人生也因为坚持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