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12月发展为预备党员，1981年组织上正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今年已经86岁了，虽然党龄只有20多年，但是我对党的感情一直是很深厚的。

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我对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认识。

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接受早期革命教育

1938年，我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当时学的是经济学。关于西南联大，大家谈得非常多，是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办的，那时那么多的大师都在昆明，学生整天接触的都是一些知名教授。在昆明我当过一次学生会副会长。因为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参加并帮助过“左派”社团搞的一些活动，“三青团”就在女生宿舍门口贴布告骂女生，从我这儿骂起。在大学学习时，我们就为青年女工们组织文化学习班，教她们认字，组织她们唱歌、跳舞、演戏，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

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我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协会主席是朱学范。这个协会里面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当时，美国劳工组织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协会捐献了一大笔钱，为改善中国工人生活条件。我们就利用这些捐款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帮助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新华社对我们很重视，经常有人跑来和我们联络、要材料。在这段时间，重庆发生过许多大型群众性活动，其中最出名的是校场口事件。这是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组织的群众大会，表示反对蒋介石政府撕毁旧政协协议的举动，劳动协会参加了这个集会。从这个集会之后，中国劳动协会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了。从此，我开始萌发了革命理想的追求。

1945年9月，国际工联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筹备这个会议的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等人。我当时作为中国代表朱学范的助手，也来到了巴黎，并且见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发同志。

国际工联的会议刚刚结束，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莉等又在巴黎发起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我作为中国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大会执行理事。当时，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发护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颖超和蔡畅未能参加大会。会议期间，我就向会议的主持人提议，因为没有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包括我在内的这个代表团不能代表全中国妇女。回国后，我把大会发来的文件和电报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大会和中共取得了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在上海呆了半年时间，后来在美国工会教育项目主管的推荐下，我在1947年2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上学，学习社会学。在康奈尔，已经有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一些同学聚会，这样和郭永怀就比较熟了。有一次中国学生会请他来做一次火箭的报告，我去听了之后才对科学发生了兴趣。渐渐地对学科学的学者接触也多了。我和郭永怀是1948年结的婚。在康奈尔大学的前几年，我主要是在学习，到了1951年，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Ｓｈａｄａｃｋ教授请我给美国学生上中文课，这些学生，都是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准备派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的，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达能力。我答应了系主任的请求，教了几个学期的中文。这个经历，也是我后来教书育人的开端。

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我们老早就有了回国的想法。当时，我在国内就有很多进步的朋友，共产党的一些朋友中也有两三个在美国读书，我们也有来往。我们都很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这些朋友跟我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得很顺利，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就回国，你们是不是也一块走？”我说：“我现在有家，看看老郭的情况怎样？”老郭因为与钱学森关系很好。钱学森1950年曾被美国人关起来过，当时中国学生、学者对美方对待钱学森的事非常气愤，这事促成了很多人回国。钱先生是1955年回国的。他回国前，写信问郭永怀说：“我们准备走了你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一块走？”老郭当时有一个研究项目，答应是1956年完成，所以我们晚一年回国。

焕发青春活力，为研究生外语教学呕心沥血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第一个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我被调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带领刚分配到研究生院的３位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开始筹建外语教研室。当时既缺少教员，又没有教材。我们就用了三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请大学的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二是到科学院信访办公室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

当年北大有一位名叫黄继忠的英文教师，课讲得特别好。后来我就找到他，我说：“我们正在办一个英文师资班，希望你能参与。”他欣然答应了。在研究生院上了一年的课后，黄继忠告诉我，这些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给学生们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课。许孟雄是学生向我推荐的。他原是人民大学的英文教授，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北许”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孟雄。在研究生院，许孟雄上课时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ｉｎ”“ｏｎ”的搭配就可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许孟雄后来将他在研究生院的讲义修改后作为教材出版。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１月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请他把关的。

当时，研究生院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美国人Ｍａｒｙ Ｖａｎｄｅ Ｗａｔｅｒ是其中的一位。她为我们带来了ＴＯＥＦＬ试卷，我们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ＴＯＥＦＬ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我后来根据ＴＯＥＦＬ考试的原理，进行了研究生英语考试方法的改进，把ＴＯＥＦＬ的出题方式首次应用到国内。

光请老师远远满足不了当时的需要，我们还着手培养英语教师，在中国开创了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从1979年开始招生，首届学生共有18个学员，后来他们都充实到了教学一线，解决了长远问题。比方说张一政、韩文盛等后来都成了研究生院外语教学的中坚力量。

1983年，全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我主动请缨，在中关村地区率先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京区博士生研究生英语培训点。没有教学用房，就自己联系租借；教学人员紧缺，博士英语点没有编制，就尽量挤；没有行政经费支持，就用有偿代培、申请专款等办法运筹；教材几乎全部自己动手编写。就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研究生院博士生学位英语课程教学已经形成较大规模。

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招来了一个从郑州大学考过来的学生，她叫杨佳，我也教过她。1987年毕业后她留在研究生院任教。杨佳后来成长为外语教学部的骨干教师，她的事迹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得知杨佳的事迹后曾致函当时的教育部长陈至立，高度赞扬了她乐观、自信、自强、爱国、敬业的精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致研究生院党委的信中这样写道：“从《科学时报》读到杨佳同志从哈佛学成归来，非常高兴，并为她坚忍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所感动。从她身上我又一次看到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在通过各种方式招老师、培养师资的同时，我们也加班加点地自编教材，这些教材，后来在外文出版社出版，并被其他高校研究生采用。几年下来，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学生的英语水平大大长进了。有许多学生能直接用英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与国际科学进展接轨，也正因为这点，当时有人把研究生院称为“第三外国语学院”。

当时，研究生院云集了一大批国外知名学者。李政道先生1979年在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动力学”时，全国各校许多教师慕名听课。为了中国能培养一批物理人才，李政道教授提议举办了ＣＵＳＰＥＡ的项目，该项目实施１０年，９５０多位中国大学里最优秀的物理学学生赴美国一流大学留学。可以说，这启动了当代中国的“自费留学潮”。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当年10月Mary小姐向我提议，能不能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Mary小姐当时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当时，我和Mary小姐就向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建议。记得那天彭平先生背操着双手，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地对我们俩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

此后没过几个月，近百名同学从美国几十所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在21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非常快。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哄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海外，或者回来报效祖国，立足科技，创业从商，涌现出一批佼佼者。

几年前，一群在80年代初期从研究生院出国的同学在美国华盛顿聚会，谈及初期的留学经历无不感慨万千，朱学渊说到：“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的勇气和实践。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当然，学生的赞誉有些夸张，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份内事。

晚年实现入党夙愿，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其乐融融

前面我已经说过，1980年12月，我被发展为预备党员，1981年组织正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退休，一直到1999年离开教学岗位。

退休后，我和桂慧君等一批女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知识老年人自己的互助团体，一个老年群体独立自主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社区。中心随时为所在社区的老人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急救信息，家政家务帮助信息，组织老人之间的互相照顾，医疗保健讲座和咨询，提供义诊和配眼镜等。这个中心曾经组织老年人学习插花等技艺，举办各种展览会，展示老年人的艺术和科技作品。中心还组织了外语学习班、中老年电脑学习班、心理专家咨询、社区医疗咨询、老年合唱团、老年手工制作、古琴学习班等，电脑班学员中，最年长的是九十多岁的孙克定先生，毕业后，他还特意添置了一台电脑。

为了使中关村地区的离退休老人，能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个“充电”的机会，由我主办了每周一次的知识讲座，它的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七年来，已经举行了两百场左右。主讲的人中有黄祖洽、何祚庥、杨乐、厉以宁等，主题包括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科学与人生、Eskimo（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家庭三化、美丽的鸟类世界、美国总统大选、中科院历史的回忆，音乐和茶文化知识的介绍，以及让老科学家们听得如醉如痴的曲艺表演等。

有人说，这些讲座可以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媲美，其实，它比“百家讲坛”的形式更活泼。为了举办这些讲座，我和其他老同志付出许多心血。每次讲座的内容，我都要提前很长时间考虑。讲座的内容既要新颖又要为老年人所欢迎。听讲的人层次大都很高，不乏各方面的专家，因此主讲人也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准。而这样的人大都很忙，不容易请到。这里的老人向社会证明，他们是社区服务的接受者，更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区资源的贡献者。

最近，党中央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想，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我想，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岗位上，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表现，这样，我们的事业就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 节选自作者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所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