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受现行的教育制度影响，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偏重逻辑思维训练，而对形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这就造成了在人才培养上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的培养也导致我们的学生在创新性方面有所不足。

“诸位都是研究生，攻读的专业不尽相同，但我猜你们一定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来走向社会后，如何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以上这番话，是4月15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北京工商大学为该校研究生作主题报告时的开场白。在这次演讲中，钱永刚以自己父亲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向在座的学子们阐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人士”。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于目前高等教育的一些现状，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搞科研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今在高校中的学生们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钱永刚：有人曾经调侃过我的父亲钱学森，说他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了回国。因为在国外，他可以不关注东西方的政治，专心做学问。那样的话，他的学术成绩会更大。但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钱学森不选择回国，他的人生成就还会这样大吗？

在我看来，有大作为、成大器者应了解国家和社会的脉搏是什么，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祖国的命运相结合。共和国的科学元勋们做的都是祖国需要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祖国的认可。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搞科研可以不问政治，这显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现在不少研究生有一个弱点，就是对政治缺乏关注，不注意把握祖国和社会的需求，更谈不上按这种需求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科学报》：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的父亲给您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

钱永刚：不可否认，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成功，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因素有很多都是相通的。在我看来，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必须喜欢读书、愿意读书。一个不读书的人，即使再聪明也难以把握住机会，更遑论成功。

我的父亲曾给予了我很多很基础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我培养成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直到现在，虽然我已经年过六旬，但依然保留着上大学时所有的教科书。尽管我也知道我可能不再读它们了，但只要条件允许，我绝对不会丢弃它们。我觉得如今的每个学生将来都是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好读书，其学术生涯注定不会长久。

我们的人才培养“不均衡”

《中国科学报》：在高等教育领域，“钱学森之问”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直面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钱永刚：有人曾问过我：“你的父亲取得了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作为个人，他还有没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有。”我的父亲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此他感到很欣慰。但对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却并不是很满意。可以说，目前我国还没有自己培养出能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大科学家，这是他的遗憾之处。

钱学森一直认为，人的成功是后天受教育的成功，与先天因素关系并不是很大。而中国的教育之所以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创新人才，就和我们的教育还不够现代化有关。在他看来，一个科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两个方面都受到全面严格的培养和熏陶。这两个方面就是逻辑思维训练和形象思维训练。

然而遗憾的是，受现行的教育制度影响，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偏重逻辑思维训练，而对形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这就造成了在人才培养上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的培养也导致我们的学生在创新性方面有所不足。

《中国科学报》：在这方面，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钱永刚：比如说，语文课本身是一个可以对学生进行很好的形象思维训练的课程，语文教学的触角也应该深入到学生的思维领域，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形象思维能力作为教学的首要目标。然而，目前的语文课相对偏重于识记，已经几乎没有了相应的思维训练。这就生生将一门课程的本质内容给破坏了。

我们应注重培养公民素质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钱学森之问”是否适合高等教育的所有领域呢？

钱永刚：应该说，教育是需要分领域的，有些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知识的传授，这是一种技艺的培训；而钱学森关注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教育，那就是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教育永远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继承，另一个是创新。后者虽然占少数，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教育。

在这方面，我们其实可以更多地借鉴国外成熟的教育模式和理念。比如，美国培养精英人才的顶尖高校其实并不多，但他们的治校方式和育人理念，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再比如，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十位的顶尖高校几乎全部都是私立高校。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普遍性教育规律，值得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认真思考。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

钱永刚：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有文化、有素质的合格公民。这是国民教育的内容。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国民教育是否成功，就是看我们培养出的受教育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公民素质。而是否喜欢读书是衡量一个公民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

我的母亲生前曾到一名教授购置的新房做客。回来后，母亲说她在那套房中感觉不舒服。原来，这位教授偌大的房间里竟然没有书架。当一名教授都不喜欢读书的时候，不能不说我们的教育出了偏差。

要知道，在学术领域，能够取得成功的永远都是少数，但如果将视角放大到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少数受教育者喜欢读书的话，这个民族的教育至少是不成熟的，这也直接关系着整个民族的成熟度，这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