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珊

原计划销售2012年国家临时存储玉米295481吨，实际成交仅2808吨，而35881吨美国2号黄玉米全部成交。

在日前举行的国家临时存储玉米及进口玉米竞价销售交易会上，临储玉米与临储进口玉米成交结果分化非常明显。

这已不是临储粮第一次出现售卖低谷。今年1月，国家临时存储稻谷竞价销售交易，计划销售2013年早籼稻491408吨，全部流拍，且第一季度流拍高达6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组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2014年，中国进口谷物1951万吨，同比增长33.8%，创历史新高。

外粮入市，国粮入库，已成为我国粮食市场的主要状态。

“三高”叠加已成主要状态

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4.3亿吨，跌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市场价格，从2004年开始，除采取“四补贴一奖励”政策外，我国还实施了最低收购价。

“在实施效果上，无论是保护农民利益，还是实现粮食‘十一连增’，都与这些政策有关。”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王济民说。

到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五连增。然而，谷贱伤农。为继续保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我国开始实施临储政策。

不过，从经济规律来说，既有的这些政策只有在国内粮价远远低于国外价格时，才具有可操作性，库存的粮食才能卖出去。

然而，全球粮价自2012年三季度开始回落，目前已低于国内粮价。而近两年，随着国际粮价持续走低，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的“三高”叠加成为我国粮食市场主要状态。

“一般认为，当年粮食库存达到次年消费量的17%?18%，即可满足粮食安全要求。而目前，中国三大主粮库存消费比达到5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说。

保护政策未及时调整

1996年，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由1996年的111.4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5478.6万吨，年均增长率达32.1%。受进口大豆的冲击，国内大豆产量增长缓慢。1996?2010年的15年间，国产大豆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1%。

受到挤压的不只是大豆。在南方，油菜等经济作物的耕作空间也变得非常有限。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出现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现象。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这些都是既有的粮食保护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调整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韩国有着同样的经历。自1948年建国以来，韩国一直推行“稻米增产政策”。1997年，韩国大米生产所占用耕地占全部耕地的55%。政府保护价政策对韩国稻米产业畸形结构的形成负有直接责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粮食生产的结构问题和可持续问题也必须得到关注。事实上，这些问题在2007年粮食总产量突破5亿吨时就应受到关注。

保能力减产量

保护政策带来的问题显然已受到政府关注。为此，在2014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目标价格举措被提出。

所谓的目标价格制度，是指由政府设定农产品目标价格，当实际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而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则按差价补贴生产者，国家不再收储粮食。

不过，在推行过程中，一系列弱点相继暴露出来。“首先面临的就是操作成本问题。国家怎样才能将补贴发到农民手中？根据面积，还是产量？谁来确定面积和产量？又如何防止企业投机倒把，比如集体压价？”一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目标价格政策已很难实行下去。

此外，新一轮通知已经下达，2015年国家将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其最低收购价格保持2014年水平不变。有知情专家表示，这是为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粮食产量大幅下跌，影响基本的粮食自给率。

既有的政策显然已经左右为难。在李国祥看来，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还是要调结构，转变生产方式，而不是废除既有的政策。

“粮食产量可适当减少，比如东北地区可采用玉米和大豆轮种的方式，一方面恢复地力，一方面促进国内供求平衡。”李国祥说，一旦国内出现用粮需求，即可再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