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广立

高三学生小朱最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声称自己“梦想的职业就是科学家，不想成为没有工作目标而考大学的人”，满以为会有很多人给他“点赞”，没想到却“被浇了好几头凉水”。

小朱在某科研机构就读博士的表兄曹辰（化名）就是众多泼冷水的一个。他告诉小朱，科学家并不是一种具体职业，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如果有兴趣，倒是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先成为一名“科研民工”。

谈及为何泼小朱冷水，曹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小朱只是说想当科学家，压根没提具体哪个学科领域，他觉得这样“很不靠谱”，科学家在小朱脑袋里还只是一个白大褂、厚镜片、博闻强识但又举止古怪的白胡子老头的刻板印象，“他对科学家还没有起码的职业认知”。

“白大褂怪博士”形象根深蒂固

“长大要当科学家”曾是几代人最热门的儿时梦想。据2014年长沙市教育局一项调查显示，中小学生将科学家作为“职业理想”的热情不减。然而，在学生心目中，科学家到底是干什么的、长什么样子，几乎还延续着电影等艺术作品中所刻画的形象。

1983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大卫·维德·钱伯（David Wade Chambers）在其一篇论文中报告了著名的Draw a Scientist Test（DAST）测试，通过画图的方式来测试学生对科学家的认知。在学生的描绘中，科学家的形象大都是中老年男性、留着胡子、秃顶或者只有很少的头发、戴眼镜、身披白色的实验服，并且正在做着危险的实验——这样的科学家形象，与早期影视作品中科学家的模样如出一辙。

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正严曾于2011年利用DAST测试和问卷对重庆市883名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国内这些孩子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竟与国外中学生如出一辙：发型怪异、戴眼镜、不修边幅、穿白大褂、从事室内工作……

张正严认为，如果这种失真的刻板印象让孩子（特别是女生）对从事科学事业的兴趣逐渐变小或丧失，那么该结果无疑是消极的。

他分析指出，青少年学生对科学家这种消极印象的形成，根本原因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实际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难以了解科技人员及其工作环境。“毕竟只有少数大城市的少数中学生能有机会接触到科学家和科技工作人员，参观各类科研院所，了解他们的工作状态。”

曹辰则认为，科学家这种刻板形象或许并不消极，但它的确容易误导青少年对科学家这一群体的认识，甚至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如果仅凭这种认知就选择走上或者不走科学研究这条路，好像不太对头。”

我国青少年普遍缺乏职业认知教育

对职业缺乏客观认知，不仅体现在对科学家这个群体存在认识偏差这一个方面。许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带着无限憧憬走上岗位之后，才发现所做的工作跟原本的兴趣点根本不是一回事。

薇薇从高中时期就是一枚追星族，上大学后，决心把这项爱好发展成事业。“翘课是家常便饭，每天看综艺节目、明星访谈，不错过每一期的娱乐杂志，八卦论坛版上的超级灌水员。那时候，就是想把追星当成事业来做，尽可能熟悉娱乐圈，未来当一名艺人经纪。”

毕业后，薇薇如愿进入一家演艺经纪公司成为艺人经纪。本以为从此“迈入五光十色娱乐圈”，却发现，这却成了她“沦为保姆和搬运工噩梦的开始”，没有半点她想象中的光环。

薇薇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大，从老板到艺人一共十几号人。她所跟的艺人又没什么名气，拉赞助、找活动机会处处都要受刁难，薪水不高，还要安排艺人的吃喝拉撒。一年半下来，薇薇每天像陀螺一样转，“感觉比生养一个女儿还要累”。

最终她辞掉了这份工作，退出了她“喜欢的”娱乐圈。她说：“娱乐圈还是我喜欢的东西，只是它并非我想象中的样子。”

对未来职业缺乏必要的了解，这在我国是普遍现象。记者了解到，直到今天，我国对中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几乎还是一张白纸。直到2014年底，国内首家面向中学生的“生涯规划指导中心”才在吉林省长春市成立。

“我们的教育通常是用12年来抓分数，用1天报考的时间来选择人生。”一名中学校长无奈地说，“学校和家长要帮助孩子择业，不是仅在高考后参谋报考个学校和专业，而是应该切实地根据孩子的性格、天赋找到职业倾向。”

在高考“指挥棒”下，指望中小学设置类似职业规划的课程实在是有强人所难之处。一方面，学校难以配给足够的人手和力量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即便开设相应课程，课程理论指导能否与实践体验环节无缝衔接，又是一大考验。

职业认知教育的“它山之石”

相形之下，与我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就十分注重在青少年学生求学的过程中加强职业发展教育，并帮助他们不断确定、体验和修正目标。

20世纪初，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一条指令，决定在中学设置“职业指导主事”（即专职职业指导主任），协助中学校长负责全校的职业指导工作。1971年文部科学省又把中学的“职业指导主事”改称为“进路指导主事”（即出路指导主任），进一步明确了辅导学生职业选择的职责。1983年文部科学省又向各县教育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学校要恰当进行出路指导的通知》，要求因人而异，根据学生的能力及其对职业的愿望，指导他们作好升学志愿选择，并注意培养学生自主选择出路的能力和意识。

在很多国家，从“知己”角度出发、考虑适合何种职业的职业性格测试则颇受追捧。“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就是其中一种非常经典的自我认知理论，用于为受试者未来就业选择提供参考。

MBTI是来自美国的凯瑟琳·布里格斯和她的女儿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所制定的表征人的性格偏好的一种指标，该指标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划分的8种类型为基础，加以扩展形成四个维度、16种性格类型。中国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侃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根据各国文化差异，职业性格测试在各国均有大同小异的版本，在我国也较为流行。“这种测试的确能够给青少年一种提示，未来从事何种类型的工作更得心应手。”

不过，张侃认为，职业性格测试最好与基本能力测试相配合，得出的结论准确性更高。“比如节奏感不太强的人，从事音乐创作可能不太合适。”

张侃告诉记者，基本能力测试分为语言能力、数学运算能力、时间判断能力、记忆能力、空间分辨能力、手眼协调能力6大类，这些能力形成于早期，不同的人先天会有些差异。“能力的测试能够帮助青少年更深刻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对于更适合做什么工作参考意义更大。”

纸上得来终觉浅

然而，尽管两种测试的结合能够帮助青少年清晰认识自我、明确职业选择目标，但是张侃并不主张将其深度推介给每个青少年。“因为它的标签意味太浓，如果测试结果否定了孩子的兴趣，它可能会给孩子成长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一辈子很长，不能绝对依赖一时的测试结果。”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做这种测试有意义，一种情况是家庭条件特别好、父母特别宽容的孩子，能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长项自由发展，一种情况是特殊岗位，比如飞行员、起吊司机，需要作业人员对自己的基本能力有深度自觉。”张侃说，除此两种情况外，性格和能力测试如果用得不好，反而有负面影响。

对于当前我国青少年学生对未来职业选择充满未知的情况，张侃给出了3点建议。

第一不要怕换工作。“有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换7个工作，可见换工作无论对于他们的国家发展和自身发展，都没有影响。”张侃说，他注意到，很多人换工作不是工作兴趣和工作能力的问题，多数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个性对工作环境的不适应。 “这种情况不妨换一下，这种跳来跳去，在我看来就算没有跳。”

第二要瞄准国家需求。“毕竟我们不能80%的孩子都去搞艺术、搞创作，结合国家需求，工作机会和上升空间也会更足。”张侃说，职业认知和规划，无非是为了更好的就业，学校和学生自身都应瞄准“市场需求”，否则“没市场”。

第三是打好社会实践这张牌。张侃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之所以“迷茫”，深层次原因就是求学与社会脱节太严重。“学校的职业指导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很多学校并不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实践作为走向社会的预演，学生自己要把握机会，为未来提前筹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