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新红

读过《惜别》的人评价说这本书写得哀而不伤、感怀淡远绵长，而且克制、平静。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下午，大哥和我回到医院，他去病房办理手续，我在院子里等他。忽然听见不远处两个陌生人在聊天，‘今天天气不错。’‘是啊，是个晴天。’”

在止庵的这本新书里，不但许多场景让人产生共鸣，其中的许多话语也让人印象深刻。例如，母亲去世后，止庵到深圳，所做的第一件事本是应该给母亲打电话的，可“如今我望着床头柜上那个电话机，觉得一切都那么近，又那么远。”

编剧史航认为，《惜别》是很好的“提醒”之书。提醒也是唤醒，让人想起很多亲人间离别的情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作家一样写下父母亲情的故事，史航说：“我没写专门的书谈父母，他写了，我读着，就像在别人的大黑伞下避了雨。”“80后”作家周嘉宁说读《惜别》，让她觉得死亡很温暖。

“有一次去看话剧，忽然悟到：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这段多次被人引用的话里，可以看出止庵多年前就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惜别》的5个部分明显没时间顺序，是怎样的一个思想过程？

止庵：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存在与不存在，差别在哪儿，才能知道曾经存在有什么意义，知道不存在之后还有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即一个人去世后是活在一个活着的人的心里，等这个活着的人死了，他也彻底死了。

《中国科学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生死问题？

止庵：距今20年前，我父亲去世，将近4年前我母亲去世，这两件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因此20年前就开始思考生死这个问题，我父亲去世后曾写过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这本书有几方面内容，最深的内容是我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我把自己所有的思考、能想到的、想得通的，都写进这本书里。

《中国科学报》：能否具体说下？

止庵：我的思考从深到浅有三个层次。从深的层次来说，这是接近理论的一本书，即对生死、存在与不存在的思考；往上一个层次，是我对此的感悟，比思考的层次更具体些、形象些；再往上或者说再往浅的层次，是具体那个触动我的事，即我母亲去世这个事。

《中国科学报》：对你来说，这些思考得出哪些结论？

止庵：思考死是为了珍惜生。

生只有一次，所以每个人更应当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过得好一些，从生存的基础提升到生活的状态。另外，也要尽量善待别人，至少不故意恶待别人，因为他的生同样也只有一次。

我曾和一个朋友聊到，中国人生活都那么焦躁、急不可待，使得我们对死者特别草率，赶紧打发了事。实际上，对自己的生和对死者是一个态度。过去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要慢慢地为死者送行。

仅仅是从人只能活一次的立场出发，我们也应该珍惜自己的人生，想想怎么有价值，或者说有意思地度过一生。

总之，我看重的是死的背景下的生，或者说死的观照下的生。这也是我写这本书要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