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雪峰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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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才开发的区别

 

西方研究人才主要是从人才个体如何成才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从国家角度进行宏观研究的。

■丁雪峰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方略,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古代中国的人才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思想的钳制,在正统之外,一切创新都有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遭到扼杀;其二是工具主义的人才观;其三是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统治者是至高无上的人才评价主体;其四是官本位的人才激励体制。

于是,整个社会以官僚等级为本位的利益分配格局,使谋官求禄成为人才实现个人抱负、获得社会尊重的首要选择,是中国人才发展面临的主要弊病之一。

西方关于人才研究主要有以下5种不同视角。

一是天才理论。西方的人才研究,发端于高尔顿。高尔顿认为天才是遗传的。他的观点引来不同的意见,其后有许多人研究、调查遗传和环境对成才的影响。

二是成功学。成功学源于企业界和其他方面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及其研究。它偏重于成功的心理和方法,更注意操作性、激励性、实用性。因此,除了研究成功规律之外,成功学家非常重视培训,普及成功学的知识和方法。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卡耐基、希尔、盖洛普等。

三是社会学的人才开发研究,研究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条件,研究人才的社会化、社会分层、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等社会学的问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西蒙顿的创造性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人才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即角色示范、文化差异、哲学信仰。

四是经济学对人才开发的研究。国外经济学界研究人才开发的出发点是把人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即人力资源来研究,主要是对人力资源的构成、配置、使用、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效率、人力资本的贡献等问题进行研究。

五是管理学对人才开发的研究。管理学注重研究组织中有价值的人才开发的具体方法与实践操作。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把人当成一种活的资源来加以开发与利用,组织的成功取决于该组织管理和开发人力资源的能力。

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席卷了欧洲和美洲。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不同学派关于人才开发的研究虽然最长只有200多年历史,但是西方管理已经实现了两次飞跃。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飞跃;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

西方这些关于“人力资源”观点与中国关于“人才”的观点虽然都是谈“人”,含义却有很大不同。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的运行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平等,把人看作一种市场经济元素。

人才是中国特有的专业术语,由中国首创。中国强调“人才”概念,是由强调中央权威的全能政府管理模式决定的。由于国家负有对全体国民的更多管理和开发责任,为了社会发展需要,国家也需要对全体国民中的优秀人才进行统一开发和资源调配,以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与中国人才思想不同,西方的人才主要指天才和与众不同的能人。美国“数字化之父”尼古拉·尼葛洛庞蒂认为,“人才不是那些学多少知识的人,而是那些能承担风险,能不循规蹈矩地做事情的人” 。西方研究人才主要是从人才个体如何成才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从国家角度进行宏观研究,是由西方政治制度决定的。西方一直实行的是民主制而不是集权统治。西方的民主制经历了从氏族民主制、奴隶民主制、封建贵族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一直保持了许多民主形式。在古希腊罗马的氏族民主制解体后,西方没有建立类似中国的独裁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度,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古希腊、罗马共和国就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其国家机关由元老院、民众大会和高级官吏组成。民主制度极大提高了公民的参政意识、责任意识、集团观念、爱国主义。

随后,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民主制度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中世纪西方的政治体制架构,就由立法、司法、行政组成。英国的内阁在中世纪就产生了,检察与审判分离的制度也产生于中世纪。民主制度导致国家不需要自上而下来组织全社会的人才开发,每个人都很关注自己的发展,都会进行自我开发,开放的参政议政等途径也给人才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和舞台,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才能而成为人才,而不需要像中国独裁的封建帝制一样,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权者决定的,除了政府提供的科举机会,个人很少有展示才能的机会和舞台。这就导致西方的人才研究、天才研究等更多是关注人才的自我开发,而不是被国家、集体开发。

就研究领域而言,西方人才研究涉及天才、创造性、天才儿童、杰出成就、英雄人物、成功学、人力资本、人才资源等多个方面,研究对象和领域非常广泛。可能是由于人才学在我国起步较晚的原因,我国人才学研究更多关注于西方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才应用型研究成果,比如对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对于人的成长与成功规律,以及人的创造性才能培养规律的研究相对要弱一些。

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关于人才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国学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领域。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助理院长)

《中国科学报》 (2014-08-29 第6版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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