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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科学：何时打碎镣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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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撰文分析阻碍国家科研发展的僵化官僚体制 |
困扰印度科学发展的不仅是资金问题，还有体制问题。
图片来源：Tetra Images/Alamy
印度于本月和下月进行的大选应该是其自1947年独立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经历了10年优柔寡断和丑闻缠身的联合政府后，印度迫切需要经济改革、制造业发展以及农业、卫生和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不幸的是，曾一度被视为印度发展核心的科学及其管理目前并没有出现在议程上，尽管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此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
据《自然》杂志介绍，印度政府一再承诺要将研发（R&D）支出增长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至今仍只占0.9%。相比之下，该比例在俄国为1.12%，巴西为1.25%，中国为1.84%。
《自然》杂志撰文指出，困扰印度科学发展的不仅是资金问题，还有体制问题。在20世纪中期政府机构接管并错误管理科研领域之前，印度曾有一些基础领域的科学成就。例如，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就因光散射领域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不过1947年后，尽管印度在太空、射电天文学、生物学、药品和IT领域取得了成功，但在科学技术领域却没再出现诺贝尔奖得主。3位印度裔科学家曾获得诺贝尔奖，但其研究工作全部是在国外完成。另外，印度的研究所和高校并没有进入世界前200所高等教育机构。
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印度科学长久以来受制于重视行政权力超过科学成就的官僚思想。为了保证地方控制，研究主要是由闭塞的小团队完成，而非多方协作。20多年前，国家即将破产的威胁迫使印度政府从臭名昭著的“产量限制法”中解放出来。在2014年，有什么可以重振深陷僵化官僚主义的印度科学帝国呢？
根深蒂固的问题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于1942年建立，目的是成立5个旨在将研究发现转化为工业应用的国家实验室。但它很快受到了广泛的嘲笑。Raman评价道，CSIR的第一任会长、化学家Shanti Swarup Bhatnagar“建立了国家实验室，却埋葬了科学设备”。现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CSIR前会长、化学工程师Raghunath Anant Mashelkar在2013年表示：“印度不能总扮演一个模仿者的角色。”
1954年，印度用不同的模式建立了原子能部（DAE），随后太空、生物技术和海洋发展等领域也复制该模式建立了不同部门。DAE首任部长为核物理学家Homi J.Bhabha，其地位与国内事务、金融和国防的高级管理者等同，这令DAE具有政府公信力，但也将其置于官僚体系中。
于是，DAE的独立地位逐渐消失，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开始以行政等级划分。取得科研成就不会获得奖励，只会被称赞为爱国。其他科学部门也很快走上了这条道路。科学家用行政职位来定义成功，并将研究工作丢给职位低的人。如今，尽管印度的科研论文输出量在世界排名第十，但平均每篇论文的引用率则排名166位。201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专利将近20%来自中国，印度只有1.9%。
现在，印度科学预算中近60%花费在CSIR、科学部门以及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DRDO成立于1958年，是一个巨大的令人费解的机构。这3个机构都没有促成卓越的科学成就。印度科学家的工作十分出色，但都不是在印度完成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获得2014年美国马可尼奖的斯坦福大学工程师Arogyaswami Joseph Paulraj，他曾在印度海军和远程信息发展中心工作过几年，后来于20世纪90年代移民。还有一个例子是今年2月刚被任命为微软首席执行官的印度裔的Satya Nadella。
国家层面的问题会反映在体制上。首先，科学家的晋升机制取决于任职年限，而非科研成就，而且一旦他们取得最高职位就可以一直延续到退休。即使在著名的被较少规则限制的孟买Tata基础研究所（TIFR），研究团队几乎也都是由那些任职时间最长的人所领导。
第二，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一些领先的科研机构获得的资金要高于其在拨款申请中所要求的，尽管如此，这些资金受制于整个政府的官僚体制所带来的不合理限制，包括有限的出国访问资金、研究生无差旅经费等，这就使科学家游离于世界一些前沿会议和科学集会之外。
第三，研究人员从一个机构流动到另一个机构的行为并不被鼓励，因为管理者更喜欢通过内部晋升决定高级职位，而非横向招聘。
人们期待有名望的科学机构可以质疑政府这种近乎放弃科学界的管理。然而，没有一个学术机构（例如印度科学院）采取了行动，它们即便对被广泛报道的剽窃事件也没有反应。
变革四步走
印度科学需要公共资金，而非政府控制。在很多国家，科学促进的任务是由政府以外的机构负责，例如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欧洲研究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新加坡科学、技术与研究机构。
《自然》杂志认为，重振印度科学的第一步是创建一个授权资助机构，由科学家任职，其中一些人可以是非印度国民。欧洲研究委员会就是一个可能的模型，它负责处理的各国科研事务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印度的29个邦，但仍致力于支持科研成就。对这样一个机构最至关重要的是，它可以被允许设置衡量科研计划的标准，独立于政府控制，并能相应分配政府资金。
第二步是必须确保各机构角色和职能的轮换。这在西方大多数大学院系里十分普遍，通常英国大学系主任的任期为4到5年。管理机构应该限制科研院所负责人的任期。这种变化有利于选拔足够年轻的人才发展未来的科研事业。Bhabha在1944年被任命为TIFR负责人时才35岁，至今印度没有人重复过这样的辉煌。
第三，可以在一些领域承担协调工作的机构间组织应该在资金层面上获得鼓励。2007年发布的耗资1.6亿美元的Nano任务资助了150多个个体项目、11个卓越研究中心和6个与产业相关的项目，但并未支持合作项目。
第四，当2%的GDP真的投入科研领域时，应该如何使用呢？印度理工学院和许多其他前沿机构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新的研究资金应该用于那些一直获得较少支持的实验室，目前它们只获得了R&D预算的10%，但预计全印度大多数博士都将出自这里。
经验教训
印度传统领域的科学家也许并不愿意承认，IT行业的发展是印度技术成功的一个模范。但事实的确如此。印度软件的开发与向发达国家的出口量一直在增长，即便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量限制法”时期也是如此，因为软件不属于政府管理的任何一个部门。20多岁的年轻人在这个竞争激烈又不受政府限制的行业的努力造就了这一成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学术界的计算机科学却未从中受益。直到最近，Tata咨询服务公司和微软等一些IT大型企业精心制定了投资计划，以吸引年轻计算机科学家从事研究事业。
印度IT业的一个教训是，将私企引入重要研究项目是必要的。目前产业贡献占印度R&D投入总资金的约30%，大多数资金用于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与能源消耗，而不是产品研发。这本质上是将基础研究排除在外。
另一个教训是，如果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晋升机制，科学可以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人。科学事业即使没有更好的资金支持，至少还是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
印度在20世纪早期的科学先驱，如Raman，在几乎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他们的研究承受着政府的冷漠，但并未受到官僚体系的干扰。驱动他们获得成就的强大求知欲是可以回归的，前提是创新获得更多奖励，而管制与资历有更小的影响。（苗妮）
《中国科学报》 (2014-04-08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