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2014年行将过去。

此时，当我们回顾这一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的风风雨雨时，不免有些五味杂陈。我们既看到了高等教育系统为自我完善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也看到了政策制定者、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与牵绊。回忆中，既有欣喜，也不免有些让人失望乃至愤怒的不堪印迹。

行至年末，就让我们评述一下，在今年事关高等教育的种种回忆中，哪些值得赞扬，哪些又令我们遗憾？我们将以红榜和黑榜的形式对相关事件加以梳理。

高层发声更加“实在”

2014年，一个让人印象颇深的现象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对高等教育的发声变得更加频繁，也更加“实在”。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针对高等教育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五四期间，他到北京大学考察，并对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了一番重要论述；8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考政策的指示更是直指分类考试、综合评价等高等教育重要课题；在今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老师”特质则引发了广泛共鸣。

李克强总理今年的历次发声则主要围绕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恰恰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应该说，在高等教育领域，新一届领导集体延续了其自成立以来一贯的“务实”风格。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在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针对教育综合改革没有提出任何宏大口号，而是直接切入招生改革。对此，有些人觉得“不解渴”，但这正是领导层务实地选择切入点，“单刀直入”的最好体现。

这种“精确定位”和“单刀直入”的改革作风，正是之前高教改革最为缺少的。而事实也证明，在招生考试领域的多项调整既是今年国内高教改革的着力点，也是最大的“亮点”。

当然，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指望几项改革就能解决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的诸多弊病并不现实。事实上，今年出台的各项政策也并没有摆脱一出台就引发非议的“通常惯例”。但值得欣慰的是，很多政策虽然尚缺乏具体细节和配套措施，但指向性更加明确，也更加贴近当前高等教育现状。

2015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将迎来多个“节点”——“十二五”规划进入最后一年，《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进入中期。在这样的关键之年，我们需要展望未来，但更需要总结过去，而在众多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中，这种难能可贵的务实精神尤其值得我们认真领会。毕竟，一种精神的传承要远胜过几项政策的延续。

国家力促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6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这一事件在今年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提法——600所普通本科院校将转为应用技术型高校。记者之所以没有采用这种提法，是因为在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已经表示，“600所本科学校转型”的表述“并不准确”。

无论这传说中的“600所高校”是否真的存在，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相关部门正在力推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的转型。单就这一点来说，这种做法是很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结构性不合理——职业教育所占比重过低，本科教育在前些年一窝蜂的“升本”浪潮之后，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必须在精简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引导本科教育转型是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转型注定不会轻松。

就像高等教育的其他问题一样，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因素并不完全来自教育界本身。事实上，在职业教育改革的问题上这点要更加明显，毕竟职业教育直接面对社会和企业。而在目前的国情下，社会认知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以及企业在招聘用人时盲目追求“高大上”人才的误区，对其发展都带来了极其巨大的阻力。

因此，职业教育的转型着急不得、鲁莽不得，需要在政策、投入层面上对高校进行引导的同时，加强对社会和企业认知的引导，从而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氛围。于是，我们又面临一个问题——如果教育部真的强制要求这些高校转型，这样的政策还值得表扬吗？答案不言自明。

好在，教育部相关人士已经表示，搞教育不能靠运动，不能“刮大风”，高校是否转型，还是要看基础和特点，不会“一刀切”。

这样的表态是我们最愿意听到的。

新高考方案促三大自主招生联盟解体

9月初，教育部出台新高考改革方案，要求从2015年起，高校自主招生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且不得采用联考方式。这意味着，从明年开始，以联盟形式开展的招生将不复存在。

对于自主招生联考模式的取消，媒体和业界专家进行了很多解读。从总体上看，赞同的态度要占到多数，因为从2009年三大自主招生联盟陆续成立以来，人们对这种招生模式的非议就没有停止过，“掐尖”“增加学生负担”“加剧高校不公”等声音不绝于耳。

应该说，鉴于联考模式刚刚取消，而且新的自主招生政策尚未明确，所以现在去评判延续多年的联盟招生模式的功过是非还为时尚早，但仅就近几年联考模式出现的问题来看，人们对其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

在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事实：虽然三大联考备受争议，但联考模式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相反，这种可以节约大量人力、物力成本的考试模式，在国际上也属于一种通行的惯例。只是这几年，这部“好经”让我们念得有些走样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完全不能排除在未来的某一天，联考模式还会回到我们的自主招生当中，甚至最终成为自主招生的主流模式。正如有专家指出的：“与其说取消联考是一种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一种‘休克疗法’。大家停下来，认真反思一下，或许比一个劲儿地往前冲要好得多。”

联考取消了，而且直到今天，教育部对于未来自主招生模式的指导性文件也尚未出台。对此有人甚至猜测，2015年自主招生是否已经取消。应该说，对于自主招生改革这样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来说，政策调整后的短暂迷茫，甚至于暂时取消，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有关部门在政策上的总结与反思。

只是，我们希望经过“治疗”的联考政策，能够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新瓶装旧酒”。要知道，这样的跟头，我们已经栽了不少。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被取消

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其中包括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

事实上，国家计划取消重点学科审批的传闻在今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但当这一改变真的到来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出乎意料。毕竟，对于国内高校而言，“重点学科审批”意味着太多的酸甜苦辣。

我国的重点学科评审起源于1985年，当时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是“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应该说，正是有了这一评审制度，我国高校迅速产生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优势学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水平。但随着包括行政力量在内的诸多因素对评审过程的干涉，重点学科评审已经变得愈加“走形”。

当一项评审掺杂了太多权力寻租下的“互相帮助”时，停止审批的确是一件很应该的事情。只是，就像自主招生联盟考试一样，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取消了之，而是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一些改良，是否效果会更好呢？

让我们再回到重点学科评审的原则——“择优扶植”上来。在这四个字中，行政化的权力寻租最重要的落脚点便是“择”字——如何择？择什么？怎样择？在目前行政权力依然过于强大的高等教育界，这中间有着太多的空子可钻。

于是，怎样解决“择”的问题，其实是化解学科评审难题的症结所在。在这方面，单纯的取消了之其实并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诸如第三方评审、真正的同行评议等方式保证“择”的公平性，将自主权真正下放到高校层面，重点学科评审其实是可以发挥其正面作用的。

只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在此之前，对已经走歪的路做一下暂时封闭，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书记、校长不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

书记、校长在任时是否还应该承担科研项目？这是一个近年来一直有些争议的问题。自2011年，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公开“两不”承诺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等都在上任伊始，作出了不再承担科研项目的承诺。而这样的承诺也都引发了一片叫好之声。

2014年，这一承诺变成了“文本”。

今年涉及相关内容的规定有两个，分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0月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以及教育部于2月下发的《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两则意见用了几乎相同的语句强调了同一件事情——要求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

应该说，这项规定的出台算得上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毕竟首先发出类似声音的是一批有着“职业化”理想的校长，而在科研行政化还比较严重的高校内部，这样的规定无疑对遏制部分校领导利用职务之便占用大量科研资源，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则文件的规定中，都用了“一般”一词表明了规定的非强制性。对此，有评论认为这给校长书记留下了巨大的“钻空子”的空间，也让规定本身变得形同虚设。对此，记者却有着一些不同看法——这样的措辞正体现了规定的灵活性。毕竟能够担任大学校长一职的人，基本都是现在科研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大家”。如果在这方面规定过死，可能反而不利于某些科研项目的开展，也对书记、校长的科研能力是一种浪费。

因此，如何在规定导向和实际需求中间寻求一种平衡，其实是很考验相关职位和部门负责人的智慧。而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高校层面的积极响应。好在有些高校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今年西安交通大学领导班子做出的《约法十则》等。希望在未来，这样的尝试会越来越多。

“两校一市”综合改革方案获批

12月初，随着《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正式获批，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两校一市”综合改革试验全方位铺开。

前面的消息是今年我们听到的“好消息”，“综合改革试验铺开”的消息更应定位为“值得期待”的消息。毕竟这样的改革还没有正式实施，究竟效果如何，现在并不明朗。但从中央和各学校的决心与姿态来看，我们有理由保持一定的乐观。

应该说，此次改革浪潮的发起者是高校本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清华和北大主动请缨，希望在国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先行探索。7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原则同意“两校一市”的综合改革方案。国内多所高校也纷纷向有关部门请缨，部分高校还在第一时间递送了改革方案。也正因为如此，教育综合改革从最早的“两校一市”扩展到了后来的教育部所有直属高校。

高校的这份改革积极性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理由。同时，纵观两校的综合改革方案，一些政策措施也的确触及了高校治理的核心问题。比如，两校都提出了提升学术委员会地位、建立教授的预聘和长聘制度、扩大院系自主权等具体措施，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同时强调了通识教育和课程建设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如果能够真正得以贯彻，必将极大地推动高校的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是“如果”。针对今年这场综合改革浪潮，出现了一种声音：高等教育改革不能有“改革洼地”。但如果将高教改革和经济改革、民生改革等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不得不承认，高教改革本身就是一片“洼地”。事实上，多年来国内高教领域出台的各项好的改革措施并不少，只是受制于各种原因，不了了之者甚多。最终，“星星还是那颗星星”。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悲哀，同时也是亟待打破的一个怪圈。

按教育部要求，今年年底各大直属高校要上报综合改革方案。可以预见，明年将成为高效综合改革“攻坚年”。在这样一个年份里，我们能否打破“雷声大雨点小”的怪圈，让我们拭目以待。

上海春招允许报两校志愿

11月，上海市教委公布了《201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试点方案》。根据该方案，每名考生可填报两所院校志愿，每校可填报3个志愿。上海市教委新闻办表示，2015年春季高考将探索一名考生同时被两所高校录取的招生模式。

对于上海市教委的这一政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给予了赞扬。其原因很简单——在学界内外呼吁招考分离、扩大学生选择权多年以后，终于有一项制度实打实地将选择权放到了学生手中。

2000年，我国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等地相继推出春季高考改革，但到第二年时，便只剩上海一地继续坚持。应该说，相对于秋季招考，春招无论从规模还是档次上都要小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在春招过程中进行一些改革，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对招生考试的整体冲击也会相对较小。但仅就此举的象征意义来说，就已经值得人们为之兴奋。因为之前种种高考改革虽然名目繁多，但基本没有脱离开“学生考，高校选”的常规套路，上海春招让学生作了回“选择方”，这算得上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有改革就有风险。在相关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探索是否能保证招考工作的公开、公平，值得人们思考。毕竟在当前情况下，招生的公平性是人们对招考改革最为关注的内容。而实事求是地说，面对如此的招生模式变化，各校是否能够作出恰当的应对，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们需要保持耐心，并给改革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当这项改革的大方向没有差错时，只要起步，便是成功。

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欲打破终身制

4月1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88岁的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接过了印有“荣誉资深教授”的证书。在这之前，他的身份是“资深教授”。

作为国内请辞资深教授第一人，在头衔上增加的“荣誉”二字在让章开沅感到轻松的同时，却给整个国内学术界提出了一个略有些沉重的疑问——学术头衔终身制该如何打破？

据说，章开沅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外号，叫“千年老二”，他说自己不愿意当第一。但在这件事上，他却勇敢地做了一次第一！我们必须为章老的这种精神而鼓掌，也要为华中师大的“通情达理”而点赞。毕竟曾有媒体报道，国内有学者也曾申请退休，但被所在学校以“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为由婉拒。

然而，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章老的主动申请，还是华中师大的同意放行，都属于学校和学者个人的行为，这件事本身究竟会给学术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实尚不明朗。毕竟在目前的高校，某些学术头衔背后还蕴藏着巨大的利益关联，而这种利益的受益者甚至并不仅限于学者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头衔终身制其实有巨大的市场。相应地，要打破这一制度也面临着同样巨大的阻力。如果只是个案，章老接过“荣誉资深教授”证书的身影，多少有了些悲壮的色彩。但无论如何，他的行为都值得我们为其喝彩，也希望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变革又将到来。到那时，章老便可真正称得上“功德圆满”了。

（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陈彬撰写 郭刚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