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贪污受贿一事，网络疯传的帖子揭发，刘铁男贪污受贿巨额款项，仅存款和各种有价证券就折合人民币2.4亿元左右。刘被带走时，公安部门对刘及妻子、儿子在北京、太原、青岛的5处住宅搜查出在7家银行开立的25个账号、7个国家的外籍护照25本，刘铁男一人就有12本外国护照，并随身藏有12张飞机票……
其实，看到这个帖子已经麻木了，联想到前段时间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竟被发现有374套房，就是一天住一套，这兄弟一年还有9套来不及住，这都是什么概念？刘铁男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这个级别在中国有多少？所以未来出现什么情况也不必惊讶，在一个权力没有制约的社会里，这是正常现象。看到这，看官应该明白N不搞，M自信的内在缘由了吧。在逆淘汰的政治系统（社会）里，说不定他们还是好的呢？所以，我不喜欢过多指责他们个人，而是去批评制度本身的缺陷。
回到本文要聊的话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是多少？通俗点说，GDP最低是多少这个国家才是安全的？按照通常的惯例，一个大的经济体它的增长率一般在1%～4%之间，比如2012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GDP都在1%～3%之间，比如美国2.2%（这是很不错的数据了），而日本0.9%、德国0.7%、法国0.2%、英国0.2%、韩国2%、俄罗斯3.4%……不列了，2012年中国是7.8%，继续领跑世界。
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速度几乎完全是靠长期被束缚的生产力的压抑性释放而已，再配合刺激生产的粗放投入带来的结果，如今各种力量几乎释放干净了，甚至出现了透支现象。
下一步的增长必须提供新的路径，创造新的生产力，否则别无他途。考虑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案例，你可以初步判定中国的制度成本过高，由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是成熟市场机制国家的几倍都不止，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未来改革的空间所在。
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终将回落到GDP维持在1%～4%之间，这是正常现象，但是考虑到中国疯狂的制度成本，GDP维持在1%～4%显然不行。由于经济增长涉及到就业，这是事关稳定的大事，而中国又有世界上最大的就业压力，新的市场又不足，就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按照经济学上的通常说法，一个大的经济体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带来100万个就业岗位，而我们目前每年毕业大学生数为700万名，按照理论说法，GDP维持7%以上，就可以消解这些新增的劳动力，问题是，GDP的增长空间已经所剩无几，维持7%的速度难度越来越大。
考虑到制度成本，中国不能回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否则会出现动荡。联想到前段时间，克强总理提出给小微企业减税，应该说问题看得很准，但是力度太小，会把这个好举措浪费了，步伐应该再大一些。
简单论证一下，即便按照行业基准收益率20%算，小微企业月营业额为2万元，那么收益才有4000元，这点钱仅够一个家庭在城里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由此推断，没有新政的时候这个也是要收税的，太狠了，由此建议两点：1.把减税底线提升到月营业额4万元的小微企业，以利于带动就业，盘活市场；2.提高工资所得税率的起征点，以6000元起为宜（目前生活成本已经很高了）。
综上所述，中国GDP的边界增长幅度最低为5%（GDP中1%～2%是用于维持政府机构的制度成本，即庞大官僚机构的腐败成本，这就达到真实经济增长率GDP的3%～4%，以此带动300万～400万就业岗位，低于此幅度将会出现社会动荡）。推论：未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在GDP的临界值5%处，会出现200万毕业生失业，甚至更多（形势不乐观）。
对策：1.加紧进行制度改革，为未来经济下行提供适应空间（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制度成本，遏制腐败，由此可以提供GDP中的1%～2%的空间，这是很大的空间，其他地方找不到这样大的增长空间了；反之，如果仍旧不改，只会进一步加大制度成本，腐败蔓延，并会导致市场萎靡，就业率进一步降低）。
2.减少一切金钱外交，把余下的钱加紧用于国内普及型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不顾国内民生悲催，却在国际上装富，也是很傻的“金刚葫芦娃”行为。把国内建好了，国民富足、体面有尊严，世界自然会尊重你。
3.简政放权，减税、减税，解放市场！抓住贪官的赃款直接投放养老金系统，免得再被贪了去，不能无耻地延长退休年龄。（本文纯属博主猜测帖，如有雷同，就当娱乐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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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4-01-13 第6版 博客)
